一个城市的文化记忆，到底该从哪些细节处追寻呢？
当说起群星璀璨的启蒙时代时，我们会想起巴黎十八世纪盛行一时的沙龙，哲学家在里边雄辩滔滔；当说起影响深远的理性时代时，我们会想起英国旧时的绅士俱乐部，知识精英既在这里热情讨论科学与哲学，也毫不犹豫地介入政治与经济运作；因而，当回溯广州的文化往事时，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个类似的地方，有知识火花的碰撞，有足够的文化与审美品位，有悄无声息的谋略，更有深远的影响力？
西关素来是人文繁盛之地，广州日报旧址所在的西瓜园亦是文脉深厚之地，昔日独一无二的文化沙龙——文澜书院就在咫尺之遥的文澜巷。随意走进这条小巷，从一块块光影斑驳的古旧麻石间，你或许可以勾勒出文澜书院的完整印象。
文澜巷在今西关上下九街区内。
▍缘起
十三行巨贾聚首，建高级文化沙龙
作为一个持续了100多年的知名“文化俱乐部”，文澜书院的缘起却相当务实，与“文化”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前身是由十三行商人捐资兴办的“清濠公所”，所清之濠，就是现在已深藏于高架桥之下的西濠涌。当年的西濠，起于流花湖，顺着西城墙（今人民路西侧）蜿蜒南下，由太平街（今光复南路）通往西濠口，再注入珠江。全长约5000米的西濠涌码头密布，帆影簇簇，有“奇珍异宝，骈阗衢市”的美誉。可如此繁忙的西濠涌偏偏极易淤塞，既影响货运，也使居民饱受水浸之苦。1810年，正是西关十三行商人富甲一方之时，潘、伍、卢、叶等几大巨头自愿捐出下九甫绣衣坊（今下九路附近）的十几间大屋，发起成立“清濠公所”，大屋除公所使用外，余者出租，租金全部用作清濠的费用。同一年，诸巨头再次扩建公所，定名“文澜书院”，又在院后建了座文昌庙，定下“以文会友”的宗旨，广聚粤中仕子，至此，文澜书院虽仍要承担“清濠”之责，但更多的，却是向一个“文化俱乐部”转型了。
文澜书院的缘起与“清濠”息息相关，可见其浓厚的岭南特色。
读到这儿，不知你会不会有些疑惑？十三行富商为什么要借着清濠之机，变着法弄出一个文化俱乐部来呢？其实，看一看现如今多少富商想方设法要跟文化界、书画界沾个边，进入种种圈子，以显示自己“不仅只是有钱”，其中的心理动机就不难明白。再说，当年的十三行富商还真不只是看上去有文化，而是真想变得有文化。比如，十三行首富伍家曾费巨资建起老广州数一数二的藏书楼，潘家后人中也是大家辈出。这些“富而好文”的巨贾碰头一合计，建个“文化俱乐部”，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此外，彼时富商虽然富甲一方，地位却相当之低，列于“四民”（士农工商）之末，见个秀才都有点气短，其影响力远不如今天的马云、王健林之类，建个“文化俱乐部”，也好打通与上层社会的关系。种种混杂的动机，就此催生了老广州独一无二的“文化俱乐部”。其实，你若细细考究十八世纪巴黎知名文化沙龙的渊源，原因也不外乎这些。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说的就是这个。
▍影响
沙龙人气爆棚，入文澜书院成光宗耀祖之事
任何一个高级“俱乐部”都有准入门槛，否则难以彰显身份特殊，文澜书院也不例外，要想得到它的会员资格，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至少也得是个生员（也就是俗称的秀才），举人、进士更好。现在我们说起秀才，总不由自主联想起“穷酸”二字，其实，那时读书人考上秀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录取比例用万里挑一来形容也不为过，而一旦考上，不但可以享受“免税”的特权，而且还可以与县官平起平坐，参加文庙典礼，同时参与本地很多公共事务的治理，若论地位，比普通商人高多了。从这个角度而言，文澜书院立下这么一个门槛，也可见其网罗粤中仕子，扩展其社会影响力的用心。
生员资格是最低准入条件，聚会时只有侧坐相陪的资格，坐主座的照例是顶戴花翎颇为耀眼的翰林进士，特别的是文澜书院讲究“以文会友”，每年春秋两季的大聚会，大家以诗词曲赋的意境与济世之文的高下取胜，奖金虽然不多，一等奖不过5个银圆，二等奖3个银圆，三等奖一个银圆，另奖绢扇洋巾，但难得在众人，尤其是大人物面前露个脸，用《红楼梦》里的话来说，钱财是小事，难得这个体面，更何况露脸的次数多了，说不定就有“伯乐相中千里马”的传奇呢，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叫作“搭建人脉”。所以，每次文澜书院的聚会，总是人头簇簇，而满城读书人，都以加入文澜书院为光宗耀祖之事，而不能入内者，则视为毕生遗憾。
据第二辑《荔湾文史》的记载，当年有位姓张的师爷，年过八十还没考中秀才，每次路过文澜书院，都要仰天长叹，等到他儿子从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得了一个“贡生”的身份，终于迈进了文澜书院的门。张师爷天天感叹“父不如子”，居然没多久就抑郁而终了，可见文澜书院的魔力。
西关翰林辈出，被称风水宝地
张师爷的故事是小人物的悲欢，就书院本身而言，当然更看重翰林、进士等重量级人物，这从它的特殊奖励政策上就可以看出来，此奖俗称“贺新贵”，凡考中状元者，奖30大元，考中榜眼、探花者各奖26大元；当上翰林者，奖8大元。说来也巧，自文澜书院创立后的几十年间，老西关出了不少进士与翰林，因科举功名而光宗耀祖者不下数十个。那时候，国内读书人看重科举功名，海外华侨同样看重，一个新科进士到东南亚华侨聚集区露几次头，作几篇诗文，光“出场费”就有上千银圆。
文澜书院清濠公所石碑
老西关既然出了这么多进士翰林，自然被认为是风水宝地，于是，东南亚的华侨、港澳富商和在北方打拼的粤籍商贾都纷纷在老西关买地置业盖大屋。他们均以子弟取得文澜书院的入会资格而自豪，文澜书院的影响力自然因之水涨船高，再看它的会员名单，丘逢甲、梁鼎芬、吴道溶等南粤文化巨匠赫然在列，而当年两广总督阮元最初创办学海堂时，最初就选址在文澜书院内，这个延续了百多年的文化沙龙的影响力，也着实不可小觑吧。
▍重游
书院不留痕，小巷市声闹
中国有句俗谚：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用来形容富贵无常，荣华易逝，文澜书院的兴衰恰巧又为这句话下了个注脚。它在老西关赫赫扬扬百多年，网罗大批封疆大吏、富商巨贾和学术巨匠，院后的文昌庙从来香火不断，每年两度的大聚会更是惊动全城的文化盛事，甚至连外来的督抚，到任下马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拜访文澜书院的主事，以示对本地士绅的敬重之心，而辛亥革命后，文澜书院的士绅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广东军政府的成立。一个“文化俱乐部”能做到这个份上，可以说是空前成功。可到了20世纪20年代，文澜书院的主事惹上“贪污舞弊”的官司，不得已将院产交给官方拍卖，拍出的百万银圆巨款大多供应了当时的市工务局，用于各项建设计划，一座曾无限风光的书院“忽喇喇似大厦倾”，延续了百多年的历史就此终结。
如今，文澜书院早已杳然不可寻了，只有“文澜巷”这个地名还保留着属于书院的零星记忆。可走在这一条只需几分钟就能走完的麻石小巷里，我实在找不到多少与书院有关的痕迹。还好，就在我想仰天长叹的时候，突然看到对面青砖墙上的几株不起眼的小花，在明媚的阳光里至为娇俏动人。追想文澜书院一度赫赫扬扬，最终归于乌有的传奇；看着青砖墙上倔强而不起眼的小花，我似乎明白了点什么，也终于释然了。
（注：本文部分内容参考了第二辑《荔湾文史》。）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玮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