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创作挑战赛#阳明心学泛滥属不属于大道废，有仁义？，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王阳明传习录解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王阳明传习录解读
#创作挑战赛#
阳明心学泛滥属不属于大道废，有仁义？
王阳明写了《传习录》和《拔本塞源论》，站在中华大地的道德制高点指点江山。
他的立论就是华夏大地已经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大家已经丧失了成为道德圣人的理想，沦为与禽兽无异的人。
儒家传统思想强调重视伦理道德不假。但儒家教育体系基于礼，乐，射，御，书，数，是道德修养与治国理政的技能，良知与良能，内圣外王的统一完备的体系。同时，孔子的谦逊，知道自己已经有脱离群众的倾向，从而自封过自己是圣人，反而经常自嘲，表扬颜回贫贱不移其志的节操。孔子一生如同丧家之犬，但坚持大声疾呼。但孔子极重视《诗经》，其重点是的劳动人民作品，充满劳动人民对统治阶级阶级的嘲讽。孔子也经常嘲弄自己“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尧舜更是上古的劳模，劳动人民的代表。儒家经典里的圣人的道德形象是接地气的。大禹治水，愚公移山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创世精神，改造世界的英雄人物。
即便如此，孔子仍然述而不作，保持着敬畏之心（朱子治学严谨，重点也是对儒家经典的阐释解读，并不敢作太多的发挥）。孔子主张“中庸之道”，保持了“吾不如老农”，“老子如同天上的游龙”的清醒。孔子脚踏实地的研究易学“五十学易，韦编三绝”。他认为“三十而立。。。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也不敢站在道德制高点对其他人指手画脚，探求不偏不倚，中规中矩的，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之道。听到齐乐“三月不知肉味”。作为商朝贵族出身，他宣告“吾从周”。认为周朝的典章礼乐最为完善。
但王阳明就太霸气了，明状元杨慎就批判他是霸儒，枭儒。他的思想要么站在道德制高点为成为道德完人提出主张（要么将道德起点又降低到最低），致良知到底是高标准还是低标准，他用了一生也未曾讲明白。
刘宗周的弟子明末清初大儒张履祥把明亡原因归为三点:党争,流贼,和阳明《传習录》。 陆垄其认为,明社会混乱,由于阳明心学邪说。王及其门徒以新圣人自居,反对古训,败坏公德。张履祥认为《传习录》损为长傲，习非为文过，轻自大而卒无得。姚江罪之大者，诋朱子为异端，本释氏以为教，所谓涂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污浊者也。若夫傲然以生知自处，自尧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无耻之甚也。”；“一部《传习录》，只‘骄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过人，又于二氏有得，逞其长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先儒。”。
我个人读《传习录》也是这个感受，王阳明对儒家传统的颠覆实在不可思议。
这里我选择《传习录》中的主要人物，他的好友顾东桥对王阳明主张的几个质疑来简单说明。
质疑知行并进，不分先后
顾东桥来信同王阳明探讨“知行合一”的观点，互相存养，互相促进，内外本末，一以贯之之道，以及功夫有没有顺序的问题。顾东桥举例认为，必有想行走的心，然后才知路，想行走的心就是意，也就是行的开始。道路的坎坷曲折，需要亲身经历才能知道，哪有未等亲身经历就先知道路途的坎坷曲折呢？
知与行存在细微的区别。虽然强调知与行要紧密联系，但知行之间存在前后，哪怕只有一瞬间的差别，只讲“知行合一”而忽略这种细微的区别也会产生误导。遗憾的是王阳明不以为然。
质疑在我心中求理
继续探讨知行合一，顾东桥来信写到：“真知即为能够去行，不行不足以称知。若真的认为行即知，只怕学者专求本心，从而遗忘了事物之理。”
顾东桥在信中不同意王阳明说的“即物穷理是玩物丧志”的观点。王阳明说即物穷理是用我的心到各种事物中去求理，如此就把心与理一分为二了。他认为，事物消失或毁灭后，该事物的理还在我的心中，而不是在事物中，否则，事物消失后，理也会跟着消失，并举例了孝和恻隐的理来说明。
由于王阳明强烈主张“心外无物”、事物存在与否取决是人这个主体，两人的讨论最终没有走到一个频道上。
顾东桥主张在人心良知上仔细究察天理。
顾东桥在信中强调了通过学、问、思、辨深谙天下之理，从而了解善恶起因，辨别真伪，避免肆意放纵所产生的危害。体现了理学家思辫理性，慎微的探求精神。
王阳明告诉他为何错误理解了知行的含义和关系的。王阳明认为，学、问、思、辨、行，均为所谓的学，少有学而不行的。例如学孝，就必须服侍赡养，躬行孝道，然后才为学。岂能只凭口说舌谈就可以称学孝呢？学射箭就必须张弓搭箭，拉满弓以命中目标。天下所有的学，没有不去行就称为学的。当学的开始，就已经是行了。
学必有所疑，有疑就有问，问就是学，就是行。问不能无所疑，有疑就有思。思就是学，就是行。辨已明，思已慎，问已审，学已能，还在连续用功，这就叫笃行。并不是在学、问、思、辨之后，才肯着手去行。
王阳明主张在内心做功，不要想着向外寻求天理。他做了一个比喻，如同眼睛看不清，不去服药调理来治疗眼疾，反而到身外盲目地寻找光亮，试问，光亮如何能找到？肆意放纵的坏处，也是因为不能在人心良知上仔细究察天理。王阳明的答复，充满了诡辩论。本身治疗眼疾，就是要向外寻找。王阳明一生主张“心外无理”，晚年却迷信丹药，一般认为是中毒身亡。他的行为也饱受质疑，他主张内求，为什么不能保身？
顾东桥在信里问王阳明：“假如让懵懂的人深居端坐，不听教导和劝诫，就能够有知识，有德行吗？即使他静中有觉，对本性微有体悟，难道他真能知晓古今，通达事变，在国家需要时派上用场吗？”王阳明告诉他：“格物致知，正是为了穷尽天理，并没有告诫别人去穷尽天理，而让他深居端坐，一无所事。也不能把即物穷理讲成是重视外在知识，而忽略内心修养。那些只谈空虚寂静的人，正由于不能在事物中省察人心的天理，以发现本有的良知，因而抛弃了伦理，并以寂灭虚无为平常。所以，不能治理好家庭、国家及天下。”顾东桥的意思是天文地理，兴衰治乱很多道理实际上需要跳出自我的局限才能认识得到。王阳明却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认为根源还是没有做到道德省察。他的回答要么理解为完全忽视了很多社会变乱实际上是由物质性（或经济基础）动因所致。要么是他的水平根本理解不了顾东桥的问题。毕竟历史上并无太多证据证明王阳明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相反他大概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观念的祖师。
顾东桥继续在信中用孝敬父母的温情和奉养正恰来深入询问诚意、致知、格物的阐释。强调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逻辑次第。所以《大学》里说：“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所以，我们要理解传统儒家思想物质决定的倾向。《传习录》最大的好处不是能够证明阳明心学的高明，恰恰是能够对照学习那些质疑阳明心学，正确领会了传统儒家思想精髓，顾东桥等人的宝贵见解。《传习录》至少客观记录了双方思想的区别。
而王阳明认为：“让父母冬暖夏凉、奉养正恰，并且在做的时候感到满意，没有违背自己，如此才叫诚意。知道如何做是知，而非致知。必须正确运用所知道的知识，并切实做到了这件事，才叫致知。冬暖夏凉、奉养正恰之类的事，是上面所说的物，而非格物。关于冬暖夏凉的事，完全依照良知所知道的技巧去实行，没有分毫不足，这才能称为格物。
阳明心学所有的理论基点都都是建构在道德价值上，放大了“良知”的全能性和至高无上神圣性。彻底失去的“宪章文武”“内圣外王”的儒家思想体系的整体性，而且采取道德绑架。不按照阳明心学的标准治学就是与“禽兽无异”，结果导致明末清初实际上空谈道德，满口仁义道德，实际上男盗女娼成为风尚，一般认为《金瓶梅》就是当时阳明心学危害的现实写照。
顾东桥在信中说：“大的方面的道，人容易理解，所说的良知良能，愚夫笨妇也能懂得。至于那些细枝、条目的随时变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微处，必须等学过之后才能明白。于是说到要在施行细节之前要讨论一个是非准则出来才好遵守，遇事才不会有差错。
顾东桥在信中说：“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这一封信主要探讨的是圣人和才子的区别，或者说圣人和专家学者的区别，有些人既是圣人，也是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是多方面的专家，但不可能是所有方面的专家，而有些人只到了专家的境界，还不算是圣人。羲与和在历法数学方面的才华，皋陶和契不一定有。禹和稷也不一定有这方面的才华。尧舜的智能对事情并不能面面俱到，即使尧、舜也不一定能从事羲、和的工作。
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因为他生而知之。圣人的生而知之，是专就义理而言的，并不是从礼乐名物方面说的，那么礼乐名物之类，亦与圣人毫无关系了。学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学这个义理罢了。困而知之的人，也应该只是在困难中学这个义理罢了。
顾东桥坚持认为人必须要有专业知识，才能使得道德力量更加持久并得到验证。大家都知道“久病无孝子”的道理，物质决定意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王阳明试图构建一个道德完美的精神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从阳明心学出现就饱受质疑和批判。至于满口任意道德最著名的两大事功“平定宁王之乱”，屠杀瑶族，官方不敢予以认可。张居正早年也受到过阳明心学的迷惑，后来发现阳明心学妄议朝政，空谈道德性命之弊。张居正改革“十年中兴”核心就是禁止阳明心学的传播。连大奸臣严嵩都认为王阳明“心口不一”。王阳明在实践中，对明朝廷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抵制反对的劳动人民的采取了冷血专制的无情镇压。也许有人认为王阳明平定叛乱有功于国家。但他的功劳比戚继光，左宗棠，张居正还大？
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那么乡愿是什么呢。乡愿其实就是打着仁义道德的招牌，来满足自己的私欲。 比如，曹操也是摄辅，周公也是摄辅。但是后世认为周公被认为是圣贤，曹操被认为是曹贼。曹操举着旗子是说要兴汉室，周公举着旗子是兴周室。从表面看都是仁义道德的旗帜。但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不一样。有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曹操是拿着仁义道德来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周公则是一心为公。也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致良知，或者知行合一。周公的良知是没有被蒙蔽的真知。
顾东桥的问题是很深刻，实际暗指阳明心学实际会沦为“假道学”。大意实际就是，对于这些历史典故，没有经过时间检验，我们很难判别谁是乡愿人格，谁是圣贤人格。对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现在社会就有很多这种现象。有些人拿着仁义道德来赚取自己的利益，但是有好多人根本没有办法区分这些。有的被曝光出来之后，我们才发现被这些乡愿的人骗了。比如。我们现在互联网时代，有很多的公知，有些是曾经很火的，然后被曝光出来是间谍。而对于我们本身而言，我们也曾经的信服过很多人。最后才发现自己上当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和顾东桥一样。会问王阳明，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头疼，没有办法从一开始就认识到。
王阳明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回答质疑， 认为对于这些事情来区分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在乎表面形式，要明白其中的义理后者其本质。而要做到这些，首先要解决我们自身的毛病。因为我们自己经常都是带着功利性的眼睛去看待事物的。 所以，王阳明的道德至上主义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一个人的行为对错，有很多维度的标准，至少要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每个人的立场不同，传统儒家思想讲究“中庸调和”“换位思考”来解决这个矛盾。 阳明先生不管这些，他就是要居高临下，掌握绝对真理，甚为可笑。按理说，顾东桥官阶，年龄都是他的前辈，他应该很谦虚才对，没想到《与顾东桥书》最后变成了他训斥顾东桥，而从哲学思辫的角度，他的回答都是胡扯，每一个真正回答了顾东桥的质疑。
阳明心学弟子满天下，他的《传习录》让天下学子无所适从，明末党争激烈，思想混乱，对待农民起义都是铁血镇压，阶级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施耐庵创作《水浒传》的动机可能是美好的，宋江被招安就是传统儒家思想的优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阳明虽然批评同僚剿匪滥用“招抚”的政策。他也在实际中却使用招抚骗取了匪首信任而诱杀之。这些做法，也表明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已经不可缓和。从不屑“换位思考”“三思后行”的阳明心学的本质是“强者定义一切”“强权即是公理”“我的世界我做主”，其人其学对明代中后期造成的社会混乱，思想混乱危害之大，难道实例还不够多吗？
明末大儒刘宗周虽然是公认的理学家，但受到阳明心学影响也很大。他也认为朱子格物穷理过于“支离”，同样认为道德危机是明末面临的最大问题，也对阳明心学做了一些完善和补正。但由于阳明心学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立场，对明代中后期思想政治环境影响太深。刘宗周也认为“治心”才是解救大明的根本，“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国威所以愈顿也”，坚决反对革新兵器。并且把洋武器方面的专家汤若望视为异端，让崇祯帝“放还本国，以永绝异端之根”，极力阻挠崇祯帝的武器变革。刘宗周学生遍布天下，朝廷很多官员都是他的学生，因此这一主张自然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在这些儒生眼里，打仗靠的是仁义道德，火器开发只是雕虫小技，是“末”，仁义道德才是根本，舍本逐末不应该是大明朝的作为。由于文人的阻拦，崇祯帝又没有足够的魄力，所以武器改革最终也就不了了之，很多新研究的武器装备未能投入，装备明军。最终这些武器装备被清军获得，连清军都感慨明朝武器的先进，执着地研究火器，并投入大量钱财进行装备，其火器装备比建国两百多年的明朝还要先进。刘宗周的仁义道德终究没有挽救明朝灭亡的命运，骄傲自大换来的只有清军火炮的猛烈攻击。难怪崇祯皇帝自尽时留下“朕误听文官言，致失天下”的遗言。然而仅仅百年后，清朝的顽固派们，再次对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不屑一顾，自绝于世界发展之外，最终落得和明朝一样的下场。
痛定思痛，刘宗周的学生张履祥经历了一个"由王返朱"的心路历程，这正好体现了明清之际学术转变第一阶段的"尊朱辟王"趋向.张履祥对王学有深刻的批判，指出王学有骄吝诳人，阐扬异教，直捷径省等弊病，认为陆王之学在学术史上可谓"霸道之学".作为清初辟王学的第一人。张履祥也为自己曾经沉溺阳明心学悔恨不已，发起了“尊朱辟王”思想运动。
当阳明心学妄图借岛国之手“借尸还魂”，我们需要予以警惕，一定不能忘记明朝覆亡这段痛心疾首的历史。因为，对阳明心学的批判看来还要继续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