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绚丽多彩，诞生于各方的文明火种迸发出迥异的光芒，其中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城邦最为久远。苏美尔文明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对之后的西亚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苏美尔文明并不完全等同于苏美尔人创造的文明，若以语言作为划分依据则该时期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苏美尔城邦时期到古巴比伦帝国建立时期的“苏美尔-阿卡德阶段”以及从古巴比伦帝国建立到波斯帝国崛起的“巴比伦-亚述阶段”。然而除了两河文明之外，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古埃及文明也曾对东地中海和西亚地区产生了的文明外溢效应，并因此影响了邻近的爱琴海和小亚细亚地区。本文就让我们从西亚的地缘结构梳理从苏美尔城邦到波斯帝国崛起之间，西亚地区的文明发展脉络。

文明之火：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苏美尔城邦

依据“非洲起源说”，现代人类的先祖是从撒哈拉以南的东非地区北上，进而从埃及西奈半岛迁徙进入亚洲，并在西亚地区出现分叉，分别向南迁徙至阿拉伯半岛（闪含族群）、向西北迁徙至中亚和南俄草原等处、向西南迁徙至南亚和东亚地区。正因如此，西亚北非地区作为人类原始族群早期聚集地，才能早于其他地方诞生文明。只不过纵观整个西亚北非，适合农耕社会发展的也就只有尼罗河三角洲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了。由于地理距离较近，并且连接两处的迦南地区并不难通行，所以当两河流域出现农业技术后不久，就迅速传播到了被沙漠包围的尼罗河下游冲击平原。

凭借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开掘沟渠、搭建复杂的灌溉网络，公元前3500年左右苏美尔人就已经成功地利用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建立了古代西亚第一个文明。然而和许多农耕文明初始时期一样，苏美尔地区也很快陷入了诸雄争霸的局面，埃利都、基什、拉格什、乌鲁克、乌尔和尼普尔等城邦围绕水源、贸易道路以及周边游牧部落的进贡等事务展开了时断时续、延绵千年的争斗。这段历史主要源于近现代的考古成果，但因缺乏文献资料，如今已经难以厘清具体的斗争详情了。

在苏美尔城邦混战的尾声，约公元前2500年拉格什和温马相继称霸，却最终被阿卡德人覆灭。阿卡德王国的建立宣告了苏美尔人城邦时代的终结，此后即便阿卡德王国崩溃，重新出现的苏美尔城邦也迅速被崛起的乌尔再次统一，建立了乌尔第三王朝（乌尔城邦在阿卡德王国之前曾存在过第一、第二王朝）。乌尔王朝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最后被从伊朗高原上俯冲而下的游牧族群阿摩利人击灭，从此美索不达米亚平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

三国争霸：赫梯、亚述与古埃及的地缘纷争

阿摩利人虽然击碎了统一两河流域的乌尔第三王朝，却并未如同当年阿卡德人那般取而代之，仅仅在抢掠财富之后就重新退居伊朗高原了。两河流域下游的巴比伦和中上游的亚述趁势崛起，而距离此处不远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小亚细亚半岛东侧紧邻亚美尼亚高原和两河流域、西侧则与希腊半岛隔海相望，它主要有安纳托利亚高原、西侧沿岸平原和二者衔接处的低矮山地组成。正当巴比伦和亚述崛起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之时，自南俄草原迁徙而来的古印欧游牧族群也逐渐占据了小亚细亚半岛，他们分别是在盘踞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赫梯人、在爱琴海东岸筑造了一系列贸易据点的特洛伊人以及间于两者之间低矮山地中的安纳托利亚人。

正当亚述、巴比伦与赫梯相继崛起之时，地中海东部的希腊克里特文明走向了终结，其文明火种被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迈锡尼城邦承袭，古希腊由此进入了迈锡尼时代。迈锡尼人因与扼守土耳其海峡的特洛伊人存在贸易主导权的纷争，由此引发了一系列战争，被《荷马史诗》神话并统称为“特洛伊战争”。迈锡尼文明与克里特文明一样是海洋贸易型社会，其航海技术最早汲取自古埃及。同样从古埃及人手里学习了航运技术的还有小亚细亚西侧的特洛伊人和迦南地区的腓尼基人。

公元前1500年左右，亚述已经占据了两河流域中游地区，这导致被两河文明吸引而来的赫梯帝国不得向南经过西亚峡谷绕道迦南地区，却因此撞上了同样经过西亚峡谷北上的古埃及势力。于是，赫梯、埃及和亚述就在地中海东岸展开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西亚霸权之争。

陆权崛起：亚述帝国与小亚细亚上的吕底亚

前文提及，小亚细亚的地缘结构大致可以划分为安纳托利亚高原、西侧沿岸平原和二者衔接处的低矮山地，呈现一种“三级阶梯”的地貌特征。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往南是包括迦南地区的西亚峡谷地带（包括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和西奈半岛），往东则是山路崎岖的亚美尼亚高原，再往东便是伊朗高原了。西亚峡谷、安纳托利亚高原与伊朗高原，共同构成一个一种回旋镖地势，对两河流域形成了一个半包围结构。作为两河文明的邻近地带，西北方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赫梯帝国、北部亚美尼亚高原南侧山麓的亚述帝国相继崛起，其东侧的伊朗高原却始终未出现文明的迹象，这一方面源于伊朗高原与北方古印欧族群邻近，经常遭受游牧部落侵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扎格罗斯山脉（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的地理分界线）阻碍了海洋季风，从导致伊朗高原内部降水不足以维持长期农耕社会，只能形成游牧与粗放型农耕相结合的运作方式。

在西亚三国争霸的晚期，迈锡尼率领的希腊城邦联盟也赢得了对特洛伊人的胜利，此时位于小亚细亚低矮山地中的安纳托利亚人中间诞生了一股强大的势力，它便是吕底亚。吕底亚之所以能够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倾向于海洋贸易的迈锡尼人对小亚细亚沿海平原以东的内陆地区并不感兴趣。而当吕底亚崛起之后，同样没有试图改变这些希腊人的生活方式，毕竟继续让这些希腊人经营海洋贸易，并让他们以税收、纳贡的方式上缴利润，对吕底亚人更为有利。吕底亚人的崛起意味着陆权崛起开始对希腊人构成威胁（依托于小亚细亚半岛的吕底亚人显然比希腊半岛北部的多利安人更为强大），然而更大的威胁来自于西亚腹地。

随着赫梯帝国的崩溃和古埃及陷入利比亚人入侵时期，亚述帝国的势力获得极大膨胀，并迅速成为整个两河流域的霸主。它向西北沿着安纳托利亚高原南侧的地中海沿岸平原进入小亚细亚半岛，并征服了赫梯的残存地盘。不仅如此，位于亚美尼亚高原上的乌拉尔图王国也已经成为亚述帝国的附庸，甚至就连古埃及也曾一度被纳入亚述的版图。不过过分依托于武力和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注定其帝国大厦的根基不稳，残暴而僵化的镇压政策更引发了各地的强烈反弹。反抗的火种来自两处，崛起于两河流域下游的新巴比伦以及伊朗高原西北部的米底人。

冲突前奏：米底与新巴比伦的西进运动

作为伊朗高原上最先步入文明时代的民族，米底人同样是从北方中亚地区南迁的古代印欧游牧族群。这种邻近游牧族群的地理位置，导致米底人（米底王国建立之后，依然经历了几次游牧族群迁徙潮）建立了极其强悍的军事实力。与此同时，以两河流域文明继承者自诩的新巴比伦王国凭借富庶的物产和众多人口也开始抗击亚述帝国的步伐。双方最终选择联手，共同向西激战亚述人。

从伊朗高原西北部出发，米底人向西直接面临的就是亚美尼亚高原，但该地区是伊朗高原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四周诸多山脉的聚集之地，宛若一处山结，海拔高耸、地势崎岖。故而米底人如若向西，势必要绕开此处，转而沿着亚美尼亚南侧山麓的亚述帝国起源地进发，这里也是亚述帝国的权力中枢“尼尼微”（即今日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所在地。最终米底、新巴比伦联军于公元前612年左右攻陷尼尼微，继而米底接手了亚述在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高原（即附属国乌拉尔图）的版图，而南部平原地区则被新巴比伦占据。

在米底和新巴比伦歼灭亚述帝国，不断向西扩张的过程中，之所以米底人没有对占据新月沃土带的盟友新巴比伦出手，是因为不论是人口、经济还是文化，新巴比伦都占据绝对上风。刚刚经历连番战事的新巴比伦，其疆土已经扩展至地中海沿岸，风头正盛，就连具有军事传统的米底人也不得不避其锋芒。于是米底人将势力沿着亚述人扩展的线路，从安纳托利亚高原南侧的沿海地区找到了一个介于东南托罗斯山脉与伊斯肯德伦山脉的山口插入小亚细亚腹地，这条路线后来也成为波斯帝国向西扩张的必经之路。

整合西亚：波斯帝国的扩张历程

米底人占据了从伊朗高原西北部向西一直延续至小亚细亚西侧吕底亚王国边境的高原地区，但也未必没有南下统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打算，然而很快他们就没有机会了。与米底人同样是操着古伊朗语的印欧族群波斯人从米底和新巴比伦的后院点燃了燎原之火。波斯人位于伊朗高原的西南部，是正好处于扎格罗斯山脉向波斯湾延伸的海岸附近，对两河流域下游形成高屋建瓴之势。不过波斯人最先征伐的目的不是位于两河流域的新巴比伦，而是同处于伊朗高原上的米底王国。

相较于米底王国，波斯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那就是与伊朗高原南部的埃兰地区邻近。埃兰紧靠波斯湾，长期远离两河流域和亚美尼亚高原南侧山麓地带，是西亚争霸的边缘地点。同时又不存在山脉阻隔，此处低地平原（后世称之为胡泽斯坦平原）形成了典型的农耕区域。控制埃兰有利于波斯人拥有重要的粮食产区，这对波斯人攻灭米底至关重要。米底王国覆灭之后，西亚地区旋即又陷入了波斯、新巴比伦和吕底亚的三国博弈状态。其中新巴比伦是典型的两河农耕文明社会，而吕底亚则是依托于爱琴海贸易的海洋商业文明社会。攻灭吕底亚的计划并不艰难，毕竟此前亚述人和米底人已经为波斯做了许多铺垫，真正难啃的骨头是占据新月沃土带的新巴比伦。不过在正式攻伐新巴比伦之前，波斯人在手握埃兰的基础上又向东北方向占据了中亚阿姆河流域的粗放农耕与游牧混合区域。公元前539年，双方终于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战争，最终以波斯获胜而告终。

综上所述，自苏美尔城邦时代至波斯帝国崛起，古代西亚地区文明经历了从两河流域逐步扩散至附近的进程，同时古埃及文明和爱琴海文明也对西亚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亚美尼亚高原南侧山麓（亚述）、安纳托利亚高原（赫梯）、小亚细亚低矮山地（吕底亚）、伊朗高原西北部（米底）以及西南部（波斯）相继崛起，并最终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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