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是中国社会的特产。其含义是“清高孤介，洁身自爱，知命达理，视富贵如浮云”。所以隐士又是君主时代的产物，因而隐士一般指的是有能力或有资格当官，却因为客观的环境因素，与主观的个人想法，而不愿踏入仕途的理想主义者。
他们基于对理想的坚持与追求，宁可放弃官场上可以获得的优越生活，而选择过着物质上贫乏困窘，但精神上自由闲适的日子。特别是在政治失轨的乱世之中，他们将无力改变世局的无奈，与不愿同流合污的坚持，循着孔子“无道则隐”的训示，实践着“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生活。他们虽然未能力挽狂澜，达成经乱世、济苦民的使命，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高尚的节操与傲然的风采，依然彰显着道德的价值，与生命的美感，成为后人歌咏的典范。
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心路历程，也大致如此。但他之所以被誉为“隐逸诗人之宗”，获得后世的赏誉，在于他虽然隐居，却不似大多数的隐者，尽是悲愤无奈的消极逃避。渊明固然有其不满与无奈，但他在田园生活中很快地找到了化解这些生命困境的方法，并真的在隐居生活的种种真淳体验中，获得至高无上的心灵享受。
可以说，渊明的隐逸生活，从扬弃“大伪斯兴”的官场开始，在可爱宁静的农村景观与人情中，发现真淳的美，进而体悟真淳的奥义，使他成为真淳的化身，将真淳弥漫在他隐居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形成一个完整的美感典范，并把这些美感与智慧，化为一篇篇隽永的文字，辐射出不同于以往诗人的审美境界。
一位作家因有美好的心灵世界，才能在诗文中营造美好的天地，正如一位隐士因能坚持其理想的人生抉择，方能展现不凡的生命风采。“作为隐士的陶渊明，他不是巢父、许由的再生，他在精神上更多的是秉承了庄子、嵇康的一脉，而又极鲜明地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隐逸人格”，远离污浊官场的渊明，孤独地耕读于东晋的贫瘠农田中，坦然面对接踵而来的困窘，对于仕途的邀约与诱惑，皆视为无物。
在饥苦愈甚的晚年，宁可乞贷以求一饱，也不曾动过复仕的念头，而忘记最初“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的喜悦。这样的人生体验与坚持，使他的诗文一字一句如肖像画般，透显着他的生命智慧，宣示着他的志道守节，流露着他的真爱挚情，散发着他的率真无伪，使他的“素朴心灵”、“无悔身影”、“无戚容颜”，透过诗文传唱千秋，散播芬芳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上。
1.素朴心灵
陈师怡良说：“渊明之为人与处世态度，除『自然』之外，亦可以一『淡』字，加以概括”。故渊明以“委运大化”为其宇宙自然的运行观，故对于人生遭遇的喜怒哀乐，最终皆能平淡视之，纵使在生活上遭遇许多困窘之境，亦能由“不足”转化为“自足”，将物质欲望尽销于其素朴之心灵深处，而将生命的视野，集中于精神涵养的提升。他在《时运》云：
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诗人一生为生计奔波劳苦，难得的暮春独游，藉自然无染之河水，洗去沉重的俗虑。此际，夫复何求的喜悦，交融于满目美景与胸怀之间，再多的冲突与困境圂，皆于此时化为乌有。诗人的快乐在酒香的催化中升华，并于内外皆静的情境中，灵魂深处获得满足的悸动。
清‧钟秀说：
陶渊明一生自乐，未尝徇己屈人。有时独乐，自乐也；有时偕乐，亦自乐也；有时期于偕乐，而终于独乐，尤自乐也。 诚然，渊明的快乐来自于淡泊易足的无华心灵，所以，他的快乐看似简单，但若无深厚的哲学涵养，与高洁的人格操守，遭此乱世际遇之折磨，恐怕只能如大多的名士一般，陷于痛苦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
故渊明诗文之妙境，亦极为符合渊明性格里，那份宁静中求自足的淡泊之美，可谓将隐士与诗人的形象，以真淳作了完美的结合，“隐逸诗人之宗”的美誉，确非虚名。
2.无悔身影
渊明曾言“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视农耕为维持生计最佳的途径。所以，他在《归园田居》其五云：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道尽躬耕田园的辛劳，但也宣示对于归隐抉择的无悔。渊明不仅陶醉于田园宁静、淳朴的美好气息，对于一般读书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躬耕苦差事，他亦甘之如饴，更以修行般的虔诚，将心灵安顿于田园耕作之中。或许是经历了官场的黑暗污浊，即使生活再怎么穷困，皆不曾动摇渊明“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的意志。
所以，他坚定地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旱稻》），在欣欣向荣的春光中，诗人播下的不仅是种子，也是日后细心呵护的承诺，更是对秋收时的欢欣期待，以及人生理想的坚持。
这不但是维生之计，更是一种与大自然共处的修行，所以苏轼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欣”时说：“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世之老农，不能识此语之妙。”在田间耕耘时，无论是为他带来畅快的凉风，抑或以汗水浇灌之新苗，渊明皆以充满情感的喜悦之心对待，其善于体物之心，由此可见。
渊明在清新淳朴的田园中，让他高洁的人品愈发精纯，躬耕守节之心更加笃定。他坚信只要滴下汗水，生生不息的大地，就会给他一个自给自足的尊严生活。因此无怨无悔的渊明，高咏“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从此，渊明荷锄下田的身影，成了他真淳感人的形象之一，并使其成为“农村美的化身”。
3.无戚容颜
渊明对于人生，曾经有所领会而自陈：“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道尽诗人的饥饿穷苦，对于饮食“但愿饱粳粮，岂期过满腹”；对于衣着只求“御冬足大布，麤絺以应阳。”（《杂诗》其八），但这么简单的物质要求，在“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风雨纵横至”的连年天灾袭击下，竟然经常“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碍于“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的生活窘境，只好“投耒去学仕”。他清楚地知道官场的俸禄，比起看天吃饭的耕作收成，来的轻松且稳定，但违背本性实在是难以忍受的事，所以他宁可忍受“饥冻虽切”的痛苦，也不愿“违己交病”的苟且于官场。
（二）洞悉世情的旷达智慧
陶渊明在每日的生活体验中，一点一滴感受与思索着世事人情的样貌，以及天地生命的奥秘，并汇聚成他旷达任真的人生观。因此，他的诗文中，焕发着一股隐者洞悉世情的智慧，与超然观物的心灵之美，将其对自然运化、人生百态的体悟与应对之道，融入诗文中，使其诗文如哲学与文学结合的光芒一般，闪耀于魏晋南北朝无序与黑暗的世局里。
所以，胡适指出：“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语言却是民间的语言。”点出了渊明的哲学意境，源于生活实境与真淳心灵的激荡，而如家常语般的自然。
1.进退抉择
陶渊明曾自述：“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其十六），可知渊明的功名思想，自幼即奠基于儒家典籍，加上受其曾祖陶侃功业的激励，所以，早年的渊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颇欲于东晋乱世中，实现经世济民的理想。但正如近人李辰冬所描述的“做官要圆滑，而他性刚；做官要矫厉，而他任真；做官要逢迎，而他耿介；做官要结党，而他好孤独；做官要资本，而他家贫；做官要进取，而他固穷；做官要活动，而他好静。他的个性恰恰与仕途相反。”垶将渊明性格中那股与官场格格不入的铮铮之气，彰显得淋漓尽致。
尝试了几次的任官经历后，渊明渐渐对险恶的局势感到绝望。最后，渊明为了“五斗米”的薄俸，及“足以为酒”的“公田之利”（《归去来兮辞并序》），担任彭泽县令。但前后不过八十余天，就在渊明“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的话后，彻底与官场告别了。
在多次的仕退过程中，原本“猛志逸四海”的渊明，在“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的官场中渐渐失望了，他明白“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也觉悟“击壤以自欢”的生活，才是他人生的归宿。从此，他开始了躬耕田园、笔耕诗文的隐居、修行生活。
可以说，相较于那批招权纳货之徒的朝不保夕之忧，渊明因为坚定的归隐抉择，使他保有真淳的心，故能潇洒地吟咏于园田陇亩之间，并获得后人的敬爱。
2.心远素养
渊明最为人赞赏的修养功夫，表现在“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诗》其五）的理趣之语中，虽然未见严肃的说理，但深刻之哲理，已浑然于其间，深具警俗醒世的作用，具有超然高旷之美，且颇具禅味。
世人去追求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对他而言，只要心能排欲而无所待，神仙世界就在他的心中，就是这可爱的人间。而对于政局的混乱，渊明虽然满腔的愤懑与无奈，但人卑言轻力薄的他，知道自己只能看着乱象毫无节制地发展，而无能为力改变什么。
所以，与其继续留在官场，而无端陷入可能的杀身之祸中，不如选择隐身于田园，盖“地之喧与偏，取决于心之近与远。隐士高人原不必穴居岩处，远离人世，心不滞于名利，自可免于尘世之干扰”，而此方是乱世中洁身自适的安身桃源。
3.委运理念
“寓形宇内，能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归去来兮辞并序》），为渊明一生秉持不渝的重要观点，故其善于与自然接轨，处处显现其平淡旷达之美，与委运任化之趣。所以他说：“穷通靡攸虑，顦顇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历经人生各种风雨的渊明，对于际遇的贵贱穷达、外貌的憔悴衰老，皆能以自然化迁的必然结果平淡看待，故能悠游于人生万象之中，不疑不惧地享受生活的乐趣。对于世事百态，他亦能以凌空观照的气度，俯瞰人间的哀乐。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洒脱襟怀中，感染了无数的文人，也为一颗颗迷惘的心灵，点燃了一盏指引的明灯。这正是“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忘怀世俗荣辱得失的渊明，用欣赏的眼、旷达的心，体悟这有情有味的人生，所以胸次自有俗人难以企及的气度。
（三）直抒胸臆的率真性向
庄子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又云：“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渊明无论是对待自己人生的种种抉择，或与人相处，皆本其率真之性而为，其于诗文的表现亦复如此。渊明在诗文中曾多次自叙对“真”的向往，如“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
所以，渊明的隐士形象中，含有一股浓厚的率真风格，对于人、事、物、理，皆能直抒胸臆而无拐弯抹角、扭捏造作之态。同时，他以率真化解生活中的种种窘境，让他在远离政治风暴的隐居生活之中，不仅隐的飘逸、隐的自在，也隐的动人。
1.安归之叹
陶渊明经世济民的大志，之所以落空，一来固然由于“渊明并非是具雄才大略、气魄磅礡之英雄典型人物，而是具诗人气习，半为书生，半为农民之人物，能力不足以成大事”娊，二来实由于其率真之本性，与当时的虚假风气格格不入。干宝《晋纪总论》对魏晋时代之歪风，曾加以批评：
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俭。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是以目三公以萧杌之称，标上议以虚谈之名。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
可知，当时朝野上下，皆弥漫于玄风的浮诞虚妄中，令渊明感慨不已地发出悲叹云：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感士不遇赋并序》）
面对时代的沉沦，渊明感叹官场已无正洁之士的容身之地，所以，他毅然“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再也不愿让自己率真的灵魂，沾染任何大伪之风气。
2.应对真诚
《宋书‧隐逸传》记载渊明：“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潜若先醉，便语客：
我醉欲眠，卿可去。”宧可知，渊明不因自己的身份低微、家境清贫而羞赧，相反地，他用“诚恳”结交各种身份的朋友，用“热情”弥补家中物资缺乏的窘境，用“率真”化解世俗多余虚矫的人情，直率地以他的真性情，处理人际间的应对进退。
《宋书‧隐逸传》另外记载了一件事：“郡将候潜，值其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毕，还复着之。”将渊明的真淳自然表露无遗，与当时名士的风流神韵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
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宬仕与隐在渊明看来，并无高下之分，自己的出处，完全以能否称心自适为考虑。一个心胸坦荡、任真自得的人，方能自俗世的纷扰与羁绊中超脱，并了悟生命的真谛与价值，获得世人的推崇。
3.困境直抒
对于自己的生活实况与心路历程，渊明往往直言不讳，诉诸于诗文。如《五先生传》中，渊明便直言其家境“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从不隐瞒自己贫穷的家境；同时，在赞语中则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来肯定自己，不在意旁人可能的讥讽，但求“乐其志”。而最经典的，莫过于他的那首《乞食》：
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我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尽管生活处境咄咄逼人，但渊明自然无伪的性格，使他坦然去面对，亦是他获得后人尊崇的重要因由。
（四）欣重人伦的仁爱襟怀
渊明在隐居其间，未如遁迹山林的隐士们那般铁石心肠，无视亲友的声声呼唤，执意远走人间。山林隐士们远离的结果，既无妨于统治者的野心，反而徒留亲友的伤感，陷自己于违背人性的煎熬之中。因此，这种穴居岩处之隐，除了彰显人格的可贵外，实无生活美感可言。对于渊明之隐于田园，近人戴建业曾云：
他归隐后仍然“结庐在人境”，执着于人际的是非，挂怀于人间的冷暖，所以他又高于那般岩居穴处冷漠弃世的僻隐之流。他归隐田园固然是对人际利害的超越，又何尝不是出于对人间的至爱与关怀。
的确，渊明之隐，除了消极抗议纷乱的政局之外，更是积极循着本性发展的生命升华之隐，故能呈现一个有情有爱的美丽人生。
1.挚爱亲人
渊明虽然乐于游赏庐山的美景，但“直为亲旧故，未忍言索居。”（《和刘柴桑》）为了亲朋好友，他婉拒了隐居山林的邀约，足见渊明对亲友之情的热爱与重视。在渊明的仕宦阶段，曾经历“行行循旧路，计日望旧居。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即知其归心似箭与怀亲之情。
2.素心文人
渊明选择躬耕田园，甘愿做一个“所业在田桑”（《杂诗》其八）的农夫，但他毕竟是一个饱读诗书之士，整天与野老话桑麻的日子，难免会觉得孤单。晋安帝义熙四年，诗人的草庐，在正夏的长风中焚毁殆尽，第三年迁居南村，并作诗陈述当时的心情：
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
对于住宅的舒适与否，并非渊明在意的事情。移居南村的主因是当地有许多“素心人”，他们的相处模式，大致如渊明所述的“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移居》其二）平日各自忙于农作，闲暇时则登高同游、聚酒为欢，赋诗共赏。
这些诗文之友，指的是在“渊明集中，或史传曾载有与渊明性情较投合，明示乃以道义相交，或有赠诗之朋友者，如庞主簿（遵）、邓治中、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松龄）、张常侍（野）、殷晋安（景仁）、周旋人、颜延之等。”峱渊明在《读史述九章》其三云：
知人未易，相知实难。淡美初交，利乖岁寒。管生称心，鲍叔必安。奇情双亮，令名俱完。
诗人对管仲、鲍叔牙间亲密的友情，给予赞美，正如他对于朋友也都真诚相待，表现真切的关怀。如“物新人唯旧，弱毫多所宣。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对于庞参军的远行，渊明表达了诚挚的祝福，也流露淡淡的忧心。对于朋友殷晋安的出仕，渊明则抱持“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的态度，正如任真看待自己的仕隐一般，他也尊重朋友出处之路的选择，所以仅叮咛他：“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不舍之情尽在言中。
这些与朋友酬答的诗文，显示渊明虽然对政局的纷纷扰扰失望透顶，但他对朋友的诚挚之情，却无丝毫减损。
3.邻曲农人
归隐田园的渊明，在农耕时结交了一些“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的农友。清‧温汝能曰：“『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峷相对于官场的尔虞我诈，渊明就在这么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环境中，享受着他的隐居生活。渊明与他们“日入相归，壶浆劳近邻”（《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杂诗》其一）、“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杂诗》其五），一片和乐融融的农家景象，近人孙立群云：
田园的清新素野，山中农人的淳朴随和，都与陶渊明的自然、真率的天性相契，使他返自然、求真朴的夙愿在这里得到了实现。
渊明以平淡之语言，写浓郁之人情，故字里行间，散发着带有泥土香味的亲切情感，描绘了一个人情和乐的淳朴农村。
（五）交融物我的悠然气韵
陶渊明以艺术家的纯净心灵，在浊酒、琴声与田园山林的相伴中，品赏着大自然的优美静谧，让他得以超尘绝俗的襟怀，暂时放下种种人生困境带来的烦郁，并激起他的审美灵感，创作了许多雅淡清新的诗歌，以美学的方式，呈现他在隐逸生活中的思考与感受。
1.日涉田园
陶渊明享受着游目、亦游心于山水田园之间的快乐，并透过心灵将之化为美诗篇篇，如“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其一），诗人欣赏着知还的倦鸟，也反照自己内心对“吾庐”的眷恋，漂泊的心灵，就此平歇于田园之间并于赏游天地自然之际，神与诸象会、情与众景融，一股喜悦之情，流转于物我之间，而臻于交融无间之境。
所以，诗人不仅把自己安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也把情感投注于田园稼穑之中，用艺术眼光欣赏“大钧无私力，万物自森着”（《神释》）所呈现的各种情与趣。正因为诗人的精神，如此契合于田园风光，故能谱出如此的美感，使诗人的世界，里外融合为一片宽阔、欢欣的美境。
朱光潜说：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这种物我的回响交流，有如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映增辉。
陶渊明将物我间的回响与交流，行诸于诗文，故字里行间有一番自然的真趣与理趣。这些无需透过形名之争，也无需透过性情之辩，只要透过渊明满眼的爱赏之意，与满腔的纯洁之情，自能化为情采篇篇，还原天地万物真实的面貌，并赋予更加动人的情感。如：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觞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高洁的渊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却甘心为了采菊而屈身篱边，此时高洁之气，回响于诗人与菊丛之间，构成一幅悠然淡远的美丽画面。在田园悠闲的生活里，渊明沉淀了济世理想落空的悲哀，而醉心于宽广无际的美丽世界，并在饱满的诗文之中，留下了美好高妙的意象，以及顿悟生命的悸动。心灵与田园对话的方式，而他的田园诗，则是对话后的美结晶。
2.寄酒为迹
有人统计，渊明诗文中与饮酒有关的文字达十多个，标明与酒有关的作品共二十三首庪。他曾自称“性嗜酒”（《五柳先生传》），颜延之称其“性乐酒德”庬，沈约《宋书‧隐逸传》中，则收录了“公田种秫”、“王弘同饮”、“延年留钱”、“重九无酒”、“欲眠卿去”、“葛巾漉酒”等与酒有关之事弪，以及“慧远许饮”诸事，皆呈现了渊明好饮的形象。借着微醺的酒意，渊明可以“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在一觞一挥中，便将出处、进退、穷达、贫富、生死以至于儿子不成器等种种世情一一化解”弰；也可以“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连雨独饮》），而达物我冥合的胜境。更可以如《饮酒诗序》所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吐露隐藏于肺腑的真言。近人袁行霈云：“酒已成为陶渊明的生活与文学的标志”彧，藉由酒，渊明可以“与神话仙人相对相晤，与天地古今相出相入，这是多么超脱逍遥的人生境界。”
可以说，酒丰富了渊明的隐逸生活，也酝酿了渊明的隐逸形象。因为渊明的出现，酒和诗的组合，酿出了更有深味的隐逸之美，也酝酿了“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恚的诗文。
3.抚琴寄意
渊明曾自云：“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知渊明自幼即受琴、书之教养。在其成年后，虽可藉浊酒寄其欣慨之心，但依然常与琴、书相伴，而吟曰：“清琴横床，浊酒半壶”（《时运》）、“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答庞参军》），故即使“息交游闲业”（《和郭主簿》），他依然在“卧起弄琴书”（《和郭主簿》其一）、“觞弦肆朝日”（《杂诗》其四）的生活中，藉由书、酒、琴三者的陶冶，化解其生命中的种种愁苦。
他的胸中自有无限，所以不拘泥于一切迹象，在琴如此，在其他事物还是如此。昔人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诗的胜境，渊明不但在诗里，而且在生活里，处处表现出这个胜境。
的确，渊明长期在书中智慧、酒中深趣、琴中大音，以及田园景物的涵养之下，渐次摆脱生命困境于其心中的酸楚，进而拥有超脱的心灵，故能与天地之美声直接契合，而达此“得鱼忘筌”的高超境界，甚而成为天地自然之美的一部份，绽放着真淳之美的光辉，成为其隐士形象的重要元素。
结论
渊明的归田隐居，无论是出自对政治乱象的抗议、避祸远害的全生之计，或是修真养生的称心保淳，他都未像当代的许多朝隐之士，为了摆脱精神的空虚、身心的不安、以服药养生、酣饮为常等扭曲人格的方式，让自己的生命，陷入痛苦的深渊。
热爱人间的他，也没有选择极端的穴居岩处，自虐般地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渊明顺着真淳的人性原貌，以最朴实的谋生方式，归耕于自然田园，既不涉官场的名利之争，也不受释、道教条的束缚，而在田园中，开创了一方可爱清新的天地，并诠释了一幅真淳感人的隐士形象。
渊明以质朴流畅的语言，记录这些隐逸生活中的辛苦与趣味，也呈现切身的欢乐与悲愁，当中有自然的原色，也有令人神往不已的哲学意境，皆焕发着一道道清新恬淡、质朴率真的流彩，使隐逸的情境，由消极的逃避悲愤，转为积极的品赏。
在一幅幅恬静淡远、美不胜收的田园诗中，款摆着诗人高妙的性灵和神韵，引领着国人，在诗与生活中，往更高的美学境界摆渡。于是，隐逸不再是生命面临无可奈何时的悲歌，而是生命美学的创作与展现。
拿着锄头的渊明，不畏日晒雨淋，虽然未能在贫瘠的农地上年年丰收，让他的生活远离贫困；却在荷笔而耕的岁月中，埋下了种子，长出日后风姿飘逸的奇树，绽放恬淡、清新的花朵，不仅引导着中国诗作的审美方向，他潇洒的身影与真淳的形象，亦成为隐士中最令人向往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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