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亮】
美国人正在从世界的很多地方撤离，比如美军从阿富汗，比如何伟从成都。当年美国人出征全世界的不光是军队、资本，还有很多传教士、新闻记者和文艺青年。
当代“中国通”何伟是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于一部分人肯定是。就像前一阵子郑州暴雨洪水之后，被群众围住质疑的德国偏见记者，却被前南方系记者们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何伟还是做了不少事情，在中国四川生活了差不多20年，当教师，写了好几部关于中国的纪实作品。今年离开中国，是因为在四川大学的岗位到期了没有续约。他非常失落。外媒还在讨论说，是中国人把他赶走了。而何伟的美国同胞欧戴尔，仅仅因为中国人友善提醒她戴口罩就大发雷霆，在推特上猛烈批评中国人专制、暴力、愚昧，不识抬举，竟敢迫害她。欧戴尔仍然在四川大学任教，没有人驱逐她。
图片来源见水印
何伟的几本书前些年特别火，尤其在小资圈。《江城》和《寻路中国》，就像当时西方民主女神刘瑜的《民主的细节》一样火。时过境迁，今天不太有人愿意去看了，大家都知道了西方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在那个时代能红有它的原因，值得告别一下。
何伟是名校文科生，来中国的时候29岁，没做过什么工作。他来中国的时机非常好，1990年代中国正处在起飞前的时刻，很多事情就要被改变，很多旧的景观还没有人记录。就像被三峡大坝水位淹没在下面的城市一样，美国人开始要重新发现中国，而中国人正处在巨变的思想驳杂状态中，何伟有了纵横斡旋的资格。
何伟的父亲一直对中国有兴趣，何伟自己也想来中国，就通过和平队来教书。和平队是一个有美国政府背景的NGO组织，训练大学生到其他国家服务，传播所谓美国文明与和平。
他描写刚来四川小城涪陵和学校的经历：比如中国同事们对他的那种异常的欢迎，让他觉得很讽刺，觉得庸俗。有个学校领导穿越操场过来和他握手的景象，被他仔细描写和讽刺。
今天很多中国人开始对外国人在中国受到的特殊优待感到愤怒，而过去这些优待是发自肺腑的，以至于自己都不觉得。何伟倒是有自知之明，他说：“在这个外国人仅仅因为他们身为外国人而频频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学生们在教室里挤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观看着。”
那些年中国人对外国人的见识和期待，都被何伟认真记下来了。“这也许是所有细节中最奇怪的一点，因为我的眼睛是淡褐色的——但学生们早就从书本上了解到，外国人的眼睛都是蓝色的。”人们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作者本人也是。
何伟比较关心普通人，他观察自己的学生，理解他们的想法，这很好，但是他的视角里又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嘲讽、批判，总觉得这些人落后、被洗脑。
他说这些乡下人被外界忽视了。这里有显著的内外之分——他自觉地代表外界，就像至今老有中国人说自己没有和国际接轨，默认别人才是国际，自己就不是国际的重要部分，而不会说美国中西部的乡下人被我们这些外界的中国人忽视了。
关于来到学校第一天的记忆，他就嘲讽了一次学生拉练行动。8个学生一路步行到了延安，中间走到西安的时候就没钱了，后来靠别人的支援才到达延安。何伟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远行一千英里，来到延安，却以破产告终，这种特别的纪念方式让我惊讶万分。”这段话会让不少读者觉得深刻，开始反思，认同这是政治作秀。
但就是叙事，本也可以换一个叙事方式：一群不属于后浪的穷孩子，排除艰难万险来到延安，身无分文，却是一种难得的体验，超越了富贵者的旅行生活。就像没什么钱的何伟到全世界穷游。
他写教学生活，让每个学生都取了英文名字，通过名字他做了很多分析，为什么要取这样的名字。他领着学生读莎士比亚，读《贝奥武夫》，让学生饰演这个戏剧。他记录这些学生演戏剧的样子，这是对个人的一种关怀，学生当然会喜欢。
他喜欢自己的穷学生格瑞斯写的文章，因为格瑞斯把《贝奥武夫》里的反面形象怪兽格兰代尔表述成了正面的无产阶级，把国王和武士看作压迫者。他认为这才是真实的阶级情感，而不是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教授的一个模子的观点。
他说：“好几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给我上过课，他们大多是终身教授、出身上流、薪水丰厚。他们发表了许多评论——通常跟本体、金钱和交易有关——但却缺乏格瑞斯那种一针见血的眼光，看出格伦德尔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潜力。”
我觉得这里没错，学院左派确实需要勇敢地问自己，是不是真实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还是只是披上了这层皮而已。但何伟一直说自己搞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也懒得去搞懂，他自己也是一个在思想上不努力的人。他看出学校教育的矛盾——学生在学校学习正统思想，但是学校外面市场经济思想大流行，他认为很讽刺。但这就是唯物主义发生的方式———永远以一种矛盾冲突的方式展开。
他认为中国人对美国的介绍不全面，只谈到宗教中所谓的邪教方面，没有谈慈善的活动。其实慈善那些东西在中国已经被膜拜太多，今天已经有了反思，比如慈善的教士重要还是共产党大规模下乡全民扶贫重要？何伟觉得没有问题的西方事物，今天看都有问题。
何伟对中国事物的观察是这样的：
他说，“那么多年，中国人处心积虑而又勤勤恳恳地摧毁了他们传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何伟一会儿说中国人毁灭传统，但一会儿又说中国人落后无法进入先进文化，太传统保守了。你也会看到中国公知常见的批判话语，何伟都会。
当年吹嘘何伟的媒体都说他比中国人还理解中国。但是他完全不能理解香港回归变成了中国人“每个人个人的自豪”，他认为这是政治强加于个人。
他不理解中国的少数民族关系。他用感恩节视角来看待西藏，看待民族，认为长城很伪善。我们的宣传确实有刻板一面，比如让一群少数民族装扮的人在长城上跳舞。但是更加刻板且缺少历史感的何伟说：“你们的中国修筑了那城墙，为了把你们给挡在外面。”
他居然类比印第安人和新疆人，不经意地表明自己和新疆人有某种种族联系。他希望看到西藏新疆保持落后面貌，不被经济建设干扰，这样才能拥有自由。这样的论调，我们马上会想到安吉丽娜·朱莉在伊拉克废墟上说的话。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然他也会谈到中国历史。他嘲讽大禹治水是一种政治控制欲的表现。他在新疆旅行的时候会说：“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何伟同学，别忘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甚至控制住了新冠病毒呢！从大禹治水到抗击新冠疫情，这是政府和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何伟的小聪明只能符合小资的见识和矫情。
何伟反复表达对毛主席的不满，找到机会就要批评。想想，一个美国人不远千里跑到中国来表达对中国人民领袖的不满，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但是这很符合90年代的中国公知氛围。
他走进一个中国人家中，他看到一个婴儿嘴里念着“毛主席，毛主席”。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促使他说这个：在他家的客厅里，有一张毛泽东的画像，也许他想到了那个。他还没到两岁，脑子却已经混杂了许多的东西。”30岁的何伟脑子里混杂了更多的东西。
当他到达大渡河，他从石达开谈到毛泽东的长征，直接说毛缺乏有效治理国家的眼光和经验。何伟真是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他的认识水平确实已经达到中国文青公知的标准，仅仅因为他是美国白人，就受到那么多的重视。
他几乎没谈到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历史，只谈新中国的“灾难”，可以说，这位号称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中国通”，处处在谈政治，但谈得不明不白，所以西方人看了他的书，也不会增加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他一笔带过抗日战争和内战（解放战争），把这些都看成暴力，和龙应台一个套路——把国共双方都看做暴力，要批判一切暴力，却从来不谈压迫从何而来，不谈某些暴力的合法性。就像身躯庞大的胖虎在欺负大雄时候会说，“啊，他们两人在打架，他们都很暴力，好讨厌啊。”
《江城》里处处是这种“好讨厌啊”的心态，他讨厌“愚民”们对政治的态度，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对排队的态度。他永远带着嘲讽，比如嘲讽寺庙里信众的吵架，嘲讽两地女人互相的贬低，嘲讽找他热情搭讪的中国人。中国人的友好或者倒贴无一例外都被他嘲讽。
文艺青年的清高是这样的：
《江城》主旨就是在讲被压抑的人性，只不过更聪明一点，说中美两国都在寻找失去的人性，美国人也失去了诗歌的能力，失去了像他这种文艺青年才有的能力。他一方面批评社会主义政治建构，一方面批评美国的解构主义，好像这样就平衡了，不是专门在针对中国。
何伟走上街头描写涪陵的棒棒军，描写当地的噪音。和他的美国朋友乘坐的士，从学校到码头，他的朋友因为在华尔街工作而有数字意识，一路记录司机穿越城市所揿的喇叭数。十五分钟的车程，司机揿了566次按钮。每分钟37次。但只有写实，没法共情。
他也写乌江上船舶的汽笛声。
今年815纪念抗战胜利的时候，我看到一位90岁老人刘兴诗写的文章，写抗战胜利那一天乌江上的船只汽笛长鸣，想起当年在民众逃难队伍中，看到两岁小姑娘被家人不得不抛弃，满脸泥和泪。这就是汽笛声里美国人无法共情的经验，美国精英没有和我们相似的被压迫被奴役的苦难革命历史经验。但中国人恐怕也遗忘了很多。
西方秩序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一个外国人写中国，就成了重新定义中国，让一批中国人奉若圭臬。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美国文艺青年，虽有热情，见识有限。如果我们一个文艺青年跑到美国写了一大堆美国的书，美国人会那么重视你对他们的评判吗？几乎不可能。但我们更需要重新去描写美国，描写中国，重新定义世界。
何伟经常在纽约客这类美国高端媒体写文章，之前写中国怎么抗击新冠疫情，有点意思。至少他没有像一般美国人那么闭塞，大部分美国人在地图上找不到朝鲜或者阿富汗在哪里。相对BBC记者之类，何伟看上去相对友善。但恰恰因为他友善，他那种不由自主流露出的对中国的偏见，就更值得注意。不经意的偏见才是中美之间相互理解的巨大屏障。
何伟在纽约客写中国疫情，比很多美国人客观。不过他忍不住自己的小聪明，他写“在整个学期，中美之间的紧张态势让我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一层阴影。在第三周，一位中国官员在推特上声称可能是美国军队把病毒带到了武汉；在第四周，特朗普开始使用“中国病毒”这个词。”这个笔法小花招显得是中国人先拿病毒作为宣传攻击美国人的，完全无视当中国早期疲于抗击疫情时候，是西方媒体和政客先攻击病毒来自中国，中国需要负责。或许这是纽约客编辑的要求，毕竟那是一份足够风骚足够狡猾的刊物。
我们需要对何伟正式地欢送。今天的美国缺少像斯诺、韩丁、索尔滋伯里那样的“中国通”作家，只有何伟这样的文艺青年。我们要的也不是一味批评美国人，更需要理解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普确信”的美国文艺青年甚至三和大神在中国这么有市场？我们能吸取什么样的教训？至少，从何伟这里，我们学会如何正常看待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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