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偶然

1、第一次和银行打交道

1979年，高考落榜后的我并不甘心，由于在班里一直是尖子生，老师和同学们都劝我复读，而我却选择了扎根农村，一是受“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大有可为”的熏陶，二是家庭条件不允许。当时，虽然广播里正宣传“小岗经验”，有的村已开始分田，但我们村的干部怕走错路线，大喇叭里天天播“集体主义思想永放光芒”，一家六口只有父亲一个劳力挣工分，兄妹四人同时上学确实负担不起。于是，作为老大的我只能选择牺牲自己。

在生产队干了半年后，进大队副业当了会计。大队办公室订了好多报纸，喜欢读书看报的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看报成了我的最大喜好。突然有一天，我从报纸的夹缝里读到了一则重磅消息，大意是江苏南通为帮农民脱贫致富，从法国引进了獭兔良种，并介绍了该兔的发展前景。我眼前一亮，立马作出了率先引入的决定。

想法很超前，现实却骨感，没钱啊，没钱怎么办？便试着向银行借，这是我第一次与银行打交道。

村里的信用社代办员是一个没出五服的本家姐夫，当时正有扶贫贷款任务，听了我的想法后，二话没说就让我在借款合同上按了手印，点给了我500元钱。只所以办的如此顺利，是因为我们家养着几十只长毛兔。最初的六只种兔是半年前扶贫办给的，当时每家一组（一公二母），有的家庭不要，我便多领了一组。

兔子繁殖很快，才半年的功夫就变成几十只了，加上兔毛涨价没少赚，母亲在姐夫那里其实存着钱，可我没敢张口。

怀揣500元借款，我一夜未眠，次日一早便踏上了南去的征程。

一到南通，眼界大开。那儿开放的早，步子迈的快，个体作坊已比比皆是，农村经济更是气象万千，养鸡养兔的、养鱼养虾的、养鸟养狗的、养马养猴的都有，种植业也花样繁多，我们没听说过的草莓在那儿早就上市了，好多家庭已告别土坯房住进了小洋楼。目睹这一切，我热血沸腾，暗暗说：“你们行，我也行！”虽然每组种兔三百元有点贵，但还是咬咬牙买了。

1983年，我第一个在村里盖起了新瓦房，并镶上了明亮的玻璃门窗，同时办起了家庭兔场。伴随着土地承包制的落实，农村立刻改变了模样，于是我便拿起了笔，在希望的田野上开始描绘，家家的广播喇叭里很快传出了我的名字，传出了我的心声。

人怕出名猪怕壮。随着“发家致富带头人”“新长征突击手”“优秀通讯员”等一顶顶桂冠的闪耀，《山东科技信息报》《农村大众》《山东画报》《农民日报》等媒体相继进行了专题报道。于是，不是名人的人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2、头一回当领导

出名之后，村里的大喇叭时不时就喊我去村委，不是见领导就是见记者，我有些不适应，但又不得不应酬。

1988年的夏天像蒸笼，我正在树荫下读张炜的小说，村里的喇叭又响了，去了才知道是建行的三个行长，说是准备在我们村集市旁设营业所，让我当主任。

这是我头一回见行长，也是头一回有人封我官，但被我一口回绝了。原因是姐夫干代办，怕争了他的饭碗。见我有些为难，行长们研究了一下，作出了如下决定：让我顶名干主任，配俩员工具体办业务，员工工资暂定每月60元，给我特殊待遇，每月100元。

在当时，这可是个天文数字，中专生每月才发三十二块半，大学生也就每月六十多，行长们的工资都不过百呢。但我还是没答应，不是钱的事，我一斤兔毛就卖一百多，一对种兔都能卖六十元，还差那一百元？关键得讲良心，信用社借钱帮咱致了富，咱不能过河拆桥。

尽管没答应，但营业所开业时，行长们还是亲自上门邀请了我。为了表示祝贺，我存了三千元，当时三千元可是个大数字，行长一高兴便来了个现场认命，生米一下煮成了熟饭，弄得我手足无措、哼哼哈哈地表了几句态后，便稀里糊涂的当上了官儿。

当时的任务不重，每月一万，后来升到了三万、五万，由于自己有俩钱，关系又广，加上村里乡里的领导支持，月月轻松完成。可好景不长，随着金融改革步伐的加快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各行开始抢滩农村。那会儿，城市及企业改革尚未开始，而农民的腰包却率先鼓了起来，都想捞几片肥肉。一个不足四万人口的乡镇一夜之间冒出了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加上信用社和农行分家，邮政储蓄的开通，以及乡基金会的成立，一下步入了战国时代。

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何况七雄争霸？无奈之下，我不得不出山了。

关键时刻，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幸好我都占。出山后没半年，近百个代办点应运而生，他们有的是村官、有的是商贩、有的是万元户、有的是包工头……那会儿论势力，基金会坐头把交椅，因为有乡里支持，存贷宽松，得民心者得天下嘛！虽然后来问题多多被取缔，但当时却是一匹真正的黑马，连经营多年的信用社都望尘莫及。尽管形势逼人，一直在夹缝中生存，但经过努力，建行始终稳居前三。后来，虽然四大国有银行在农村的网点都移交给了信用社，但那段经历却难以忘怀，即使到了现在，回到老家还有人喊“主任”。

3、第一次有压力

1995年秋，临沂市建行组织了一次临时工转正考试。考试的内容很简单，无非是问答题、珠算和点钞，沂水行有一百多人参加，结果只考上了二十多个，而我们所就占了俩。转正后的我顿觉压力培增，干劲更足了，天天骑车绕着百崮千山转，渴了掬一捧山泉水，饿了就在代办员家凑合，至今忘不了香椿煎鸡蛋的香味儿。

那些年，我有三怕。一怕代办员出问题，二怕别人借钱，三怕年终决算。

怕什么来什么，每次查账都会发现一些问题，有的开空头存单给村里顶提留集资、有的开空存单给犯了计划生育的交罚款，短库的事时有发生，幸亏发现及时，连哄带吓唬的作了补救，好多所就是因为发现不及时，导致负责人犯了错误。

作为银行，有存有贷才正常，而那时的银行政策性很强，国有银行一般不向农户贷款，这就难煞基层主任了，有时为了帮客户解燃眉之急，不得不低下头去求基金会。最怕的是亲戚，兴借不兴还，在他们眼里，你开着银行，又是暴发户，借是应该的，不还也是应该的，谁让你和我沾亲带故呢？如今，他们的孙子都娶媳妇生孩子了，见了面倒也客气，唯独不提借钱的事。

由于网点多而分散，一到年终决算就犯愁，提前三天就得准备，大多代办员都很配合，就怕出现个别。有年决算前下了一场大雪，树枝都压弯了，到三十号天黑了，远在纪王崮前的两个代办员因大雪封山迟迟未到，急得我骑上摩托就往那赶，赶到时已是晚上八点。为了抢时间，水都没喝就往回赶，由于山陡路滑，白茫茫一片，只得双脚着地漫漫往回爬，摔了几个跟头不说，回到单位时已是凌晨一点，不下车还好，一下车就站不起来了，烤了大半天才缓过气，从此落下了关节炎。

4、与大学生为伍

1999年初秋的一个中午，县行突然拉着两车人唿啦啦涌进营业所查账，我心里咯噔一下，平时查账也就来三两个人，前几天就听说几个乡镇小所就撤并了，莫非……我不敢往下想，当工会主席找我谈话的时候，我一下子蔫了，昨天还号召全所齐心协力向千万目标冲刺呢，今天就交枪了。

办完交接后，我被调到了武家洼所，这个所地理位置优越，南临沂城，北挨跋山水库，被食品城包围着，潜力巨大，是全行第一批突破千万的所之一，高时达到了1300多万。但由于各行在这里竞争激烈，加之负责人是临时工，即将面临清退，积极性自然不高，不到一年的功夫，存款余额就跌了一半，让我去，就是当救火队员。

上任没几天，开始清退临时工，而所里除我之外全在清退之列，正当我担心成为光杆司令的时候，县行给我派来了3个大学生。那年，全行就分了仨大学生，一下全给了我。

我有些不理解，便提出让贤，哪有高中生领导大学生的？行长说：“我高小生不照样领导高中生、大学生吗？这批大学生有点特殊，各单位都不待见，也就你能打磨他们的棱角。”

其实，相处了一个阶段后，发现他们并没什么棱角，虽然他们学历高，个个戴眼镜，其实肚子里的墨水并不多，社会经验更少，有时想卖弄一下，被我三言两语就呛的缩脖子；光呛也不行，主要是用事实感化，在生活上照顾，发现其闪光点加以肯定。没多久，我们就融合在一起了。人心齐，泰山移，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储额直线上升，很快又回到了一千万。

随着电算化时代的到来，微机操作员成了香饽饽。全行大学生没几个，大都没操作过电脑，于是，我手下的仨大学生便有了用武之地。为了成全他们，我暗地里对他们要求更严，三天两头往行里跑当说客，后来他们个顶个成了行里的骨干，有的还被市行调走。

5、一顶三

2000年春，我被调到县交警大队服务，与交警队的几个财务人员合署办公，他们开票我收钱，有时他们开会或有事，我身兼两职。别看这个窗口小，业务量却挺大，体检的、办证的、交违章罚款的、处理交通事故的天天排着长龙，原先三个临时工在这里忙都有些吃不消，可随着临时工的清退，行里人手紧缺，正式工们谁也不愿来，我就成了不二人选，一干就是两年，既是主任，又当会计，还是出纳，一天到晚像机器人般在那儿重复着同样的动作，累得手脚发麻，腿疼腰酸，偶尔上趟厕所，都得见缝插针。

由于缴费的人太多，大厅里人满为患，特别快下班的时候，大伙都往柜台挤，由于熟面孔太多，我不敢正眼看，只管低着头在那儿开票收钱。时不时就有人大喊：李主任，李主任，帮帮忙，我家老人还在医院，有的说急着接孩子、有的说已等了三天，啥情况都有，弄得我心烦意乱。

当了两年的光杆司令，管我叫主任的更多了，虽然大多我不认识，但他们叫得却亲切。

6、抹不掉的主任称呼

刚进建行的时候，我是全行最年轻的所主任，干部年轻化知识化后，我又成了年龄最大的主任，为了给年轻人让位，我选择了退二线，从而结束了在基层摸爬滚打的日子，但无论退居二线还是退休之后，无论走到哪里，看着建行俩字仍觉亲切，与朋友小聚总爱提那段难忘的岁月，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柜台前站站。而随着银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手机银行的开通，对柜台的依赖已渐行渐远，偶尔回一趟那个曾经的家，也都换了新面孔。然而，当你漫步于城市乡村的大街小巷时，仍有人会认出你，还是那么亲切地喊你一声“主任”。

作者简介：偶然，又名木子，本名李春兴，1961年生，山东沂水人，《鸭绿江》第二期函授学员，1988一一2004年就职于沂水建行，后自主创业。上世纪80年代开始爬格子，发表过小说、散文、故事百余篇，著有《崮乡往事》《天上王爷》两部文集，现为临沂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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