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恶战海盗使用大炮的目的，并不在于击沉目标舰船，而是要使其丧失移动能力，并大量杀伤其船员，以方便登船。因而，相对于炮弹可重达60磅（约27千克，这种炮弹能将木制船体击碎）的重型加农炮，海盗们更偏爱蛇炮（culverin）、半蛇炮（semi-culverin）以及猎隼炮（saker）等轻型火炮——这些火炮相对于加农炮来说，射程更远，速度更快，其5-15磅重的炮弹能够穿透船体，击碎弹道上的一切人和物，但是不至于将目标舰船击沉。由于海盗们操控的舷炮齐射通常来说相当不齐整——他们的纪律性远不如正规战船上的炮手——这一招并不总是能奏效。比如说，海盗船长罗伯特·库利福德（Robert Culliford）就通过惨痛的教训认识到，这种炮战有多么低效，其结果有多么难以预料：1697年，他的舰船“摩卡护卫舰号”（Mocha Frigate）追逐东印度公司商船“多里尔号”（Dorrill）达数日之久，与其展开了一系列持续数小时的炮战，却没能对“多里尔号”造成严重破坏，也没能拉近到足够距离以便登船。一旦方向准确的火炮齐射和滑膛枪射击确实使目标舰船丧失了移动能力，并减少了防守方的人数后，接下来便是登船以及惨烈的近身肉搏。为此，登船人员通常喜欢使用短兵器，比如手枪、短弯刀、匕首和斧子之类的，这些是在狭窄空间内近身搏斗的理想武器。而防守方则会充分利用（或者说尽量充分利用，起码在开始阶段）长柄武器，例如长枪、长矛或者戟。毕竟，“对付那些想要跳过来，甚至是爬上来的敌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跟他们至少保持一臂远的距离”。为了配合当时的先进武器，也就是手枪（从16世纪开始）、火绳枪（直到17世纪末）和滑膛枪（从17世纪开始），弓箭等更古老的武器因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仍被广泛使用：与当时的先进火器相反，它们不需要（干燥的）火药和引信来发射——这两样东西在茫茫大海上经常短缺。

被击沉的海盗船

海战是漫长而血腥的，这一点一次又一次地在大海上得到验证。1607年4月，此时的约翰·沃德正率领两艘突尼斯私掠海盗船在土耳其海岸巡航，寻找着猎物，结果他发现了威尼斯船只“雷尼埃拉和索德琳娜号”（Renierae Soderina）。这是一艘巨型的拉古萨式（argosy-type）大帆船，重约1500吨。在当时，500吨重的舰船便称得上是大型船只，而拉古萨商船确实是浮动的海上堡垒。这艘拉古萨商船远比沃德自己的桨帆船和快速平底船大得多，因此，沃德的小舰队朝着对方狂轰了三个小时的加农炮，寄希望于对方能因此投降。但是，遭到连续炮击的威尼斯船并没有降旗投降。相反，船员们聚集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楼里，准备击退任何登船的私掠者。就在这个时候，沃德的两艘船发起了最后一轮链球弹齐射。威尼斯的官方事件报告描述了这次齐射的结果：他们的计划是要形成恐吓作用，确实也完美地实现了，情况是这样：防守上层后甲板的海员中，有两人被一发炮弹击中。他们身受重伤——实际上是被炸成了碎片。剩下的人四散而逃，把武器扔在了甲板上，跑回他们自己的财物所在之处，全然不顾正在靠近的两艘敌船。威尼斯船长无力平息骚乱并重整秩序，无奈之下只得投降。威尼斯船成了战利品，而幸存的船员和乘客很快便踏上了前往突尼斯奴隶市场的旅程。至于沃德本人，这次战斗进一步巩固了“海盗之王”的恶名。几十年后，“高个子本”亨利·埃弗里也走上了人生巅峰。在接管了“查理二世号”［当时已经更名为“幻想号”（Fancy）］之后，埃弗里直奔阿拉伯海。他打算捕获沿着朝圣航线航行的印度船只，这条航线从印度西海岸的苏拉特（Surat）出发，途经亚丁湾，一直到红海边的吉达（Jeddah），如此往返。这些船只不仅载着数百位朝圣者，还搭载了不少丝绸和香料商人，据说它们是名副其实的藏宝库：众所周知，东方人出行的排场是极其壮观的。他们会带上所有奴隶和侍从、华服和珠宝，船上满载金银，还有大笔钱财用来支付陆上旅程的费用。可见，如果能捕获这么一艘船，其收获是难以计算的。当埃弗里赶到时，已经有另外五艘海盗船在这片区域巡游，他们的意图和埃弗里完全一样，其中一艘是“友善号”（Amity），指挥它的是另一位已经成名的海盗托马斯·图（Thomas Tew）。1695年7月，这支海盗舰队遇上了一支25艘帆船组成的朝圣船队。海盗舰队挑中的第一个目标是大型舰船“法塔赫·穆罕默德号”（Fateh Mohammed），它属于阿卜杜勒·加法尔（Abdul Ghaffar），苏拉特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埃弗里让“幻想号”保持在安全的距离之外，同时远程开炮，迫使莫卧儿船员们低头躲避，另外两艘海盗船趁机冲了过来。很快，莫卧儿船长便发现自己被数十名凶神恶煞的海盗包围，他选择了降旗投降。从船上掠走的金银价值5万英镑左右，换算成今天的货币大约相当于650万英镑。即便需要跟其他船上的海员们分享这笔战利品（但不包括托马斯·图，他战死了），对一天的辛苦来说也算不错的。更精彩的还在后面：第二天一早，独自行动的埃弗里（其他海盗船跟不上“幻想号”的速度）打算截击莫卧儿舰队的旗舰“无上珍宝号”（Ganji-Sawai）——这名字对于一艘属于莫卧儿皇帝奥朗则布（Aurangzeb）本人的船来说，可谓是恰如其分。“无上珍宝号”并不容易得手：船上有大约50门火炮和400名火枪手来保护船舱里的财宝和高级乘客，它不可能不战而降。这场鏖战持续了两三个小时，最终，埃弗里的好运来了：他的一发侧舷炮击中了“无上珍宝号”的主桅杆，主桅杆连带着帆、绳索和角索倒了下来，砸中了不少船员和士兵。这个时候，一门火炮爆炸了，炸死炸伤了不少旁观人员，场面更加混乱。而真正决定性的时刻也到来了：吓破了胆的船长易卜拉欣·汗（Ibrahim Khan）仓皇逃下甲板，防守方的士气终于崩溃，海盗们这才得以登船。接下来，埃弗里的手下们有条不紊地穿过这艘巨舰的甲板，他们残忍地折磨乘客和船员，有的是为了取乐，有的则是为了逼他们交出藏匿的钱财。他们还强暴女性乘客们。这次的战利品足以让每名海盗船员都能获得1000英镑的分成——按照今天的货币，至少值13万英镑。需要指出的是，这类炮击战也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概括为：“先爆炸，然后登船和屠杀，如有必要，撤退然后重复这一过程。”1587年11月4日，英格兰私掠船长托马斯·卡文迪许（Thomas Cavendish）袭击了西班牙大帆船“圣安娜号”（Santa Ana），其整个过程便展示了这种可能性。700吨重的“圣安娜号”不是普通的船，而是一艘“马尼拉大帆船”（Manila galleon）——这种大型帆船专门用来运送跟中国贸易所得的利润，航线是从菲律宾到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通常来说，这种马尼拉大帆船一年只航行一次，船上满载金银，一直堆到船舷边缘。卡文迪许有两艘船，一艘是120吨重、配有18门火炮的大帆船“欲望号”（Desire），另一艘是60吨重、配有10门火炮的“满足号”（Content）。他的小船队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这艘浮动堡垒，尽管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号”偷袭“圣母无原罪号”的事件仅仅过去了十年，但显然，那起事故没有留下任何教训：跟从前一模一样，西班牙船上的火炮都被藏在了船舱里，以便腾出空间堆放货物，船员们也完全没有做好恶战的准备。既然没有交火的危险，卡文迪许决定不先削弱“圣安娜号”的防御便直接登船。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西班牙船员们守在船首和船尾的塔楼里，用长枪、戟和佩剑朝着登船的匪徒劈砍戳刺，以阻止他们强行登船；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保护严密的藏身处，用沉重的压舱石轰击低处的英格兰大帆船。在这次交锋中，卡文迪许手下有两个人阵亡、四五个人受伤，他不得不放弃登船的计划，暂时撤退。直到此时，他才决定要对“圣安娜号”进行所谓的“用我们的重炮和小炮弹重新打个招呼，一遍又一遍地轰炸它，炸死、炸伤他们很多人”。在经历了六个小时左右的轰击之后，马尼拉大帆船最终降下了旗帜，很多船员被炸成碎片，一度骄傲无比的海上堡垒也被炸成了残骸。托马斯·卡文迪许对西班牙珍宝船上的英勇守卫者大加赞扬——而且，他也绝对不是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很多经历过此类遭遇战的英格兰亲历者都对他们对手的勇敢赞誉有加，那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战斗得高贵而无畏。英格兰加勒比海盗（兼作家）巴兹尔·林格罗塞（Basil Ringrose）便是一例，他描述过一场发生在1680年4月的战斗的全部血腥细节，其中一方是两艘载有60名加勒比海盗的划艇，另一方是三艘西班牙战船。最后，他总结道：“确实，要为我们的敌人说句公道话，在这个世界上，从没有人能像这些西班牙人一样勇敢作战。”所有这些亲身经历的记载进一步驳斥了关于傲慢、懦弱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战船上的船员们要么立刻降旗投降，要么在为了面子而漫不经心地胡乱开几炮之后降旗投降的陈词滥调。正如历史学家贝内尔森·利特尔（Benerson Little）所说：“这些是西班牙人，而他们也不是童话故事般的当代海盗小说和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群穿着紧身胸衣、戴着莫里恩头盔的蠢笨西班牙人。加勒比海盗们与勇敢的西班牙指挥官及其来自多个种族的船员进行过殊死搏斗，他们深知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不过，所有规则都有例外，正如我们在前文看到过的那样，皮埃尔·勒格朗就曾经对一帮粗心大意的西班牙人——不得不承认，他们确实傲慢——发动过突然袭击。

一艘西班牙大帆船

高级海盗活动另一种常见的策略，是数艘船像狼群一样聚集起来，集体攻击一艘船体更加庞大、装备更加精良的舰船。在17世纪，活跃于加勒比地区的早期海盗（仍然主要是法国人）会使用这种战术，他们有时候也会将其跟伪装与欺骗的手段结合起来使用，或者选定埋伏地点后实施闪电般的突袭。他们选用简单的独木舟或者更大一些的划艇，并且充分利用娴熟的枪法，围住目标舰船，然后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船员。他们尤其会瞄准甲板上的官员和舵手，以此破坏对方的指挥系统，迫使舰船无人操纵。类似的群狼战术在东方海域也颇受欢迎：当地的海盗船无论是规模上还是火力强度上，都无法跟他们遭遇的中国和西方舰船相提并论。棉兰老岛的伊拉农人、苏禄群岛的巴兰金吉人（Balangingi）以及婆罗洲（Borneo）的海上达雅克人（Sea Dayak）等马来海洋民族就有这样的名声：如果伪装与欺骗的手段没能奏效，他们便会用这种方式无情地攻击他们遇到的几乎所有舰船，而且绝对不会饶过船上任何一个欧洲人的性命，无论这些欧洲人是否抵抗。“几乎所有”是指他们通常会避开那些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向中国运送鸦片的大型帆船以及装备精良的东印度商船，这可能是英格兰航海家兼作家乔治·温莎伯爵（George Windsor Earl）为什么会——带着他那个时代典型的帝国主义偏见——认为他们“懦弱而残忍”的缘由，他曾在1832-1834年航行前往东南亚，在新加坡一带遭遇过马来海盗。至于其他类型的船只，一旦航行经过这片海域，就必须得提防这些海盗，他们的舰队有30-40艘快速桨船——称作“马来快船”（prahu），每艘船上载有100-150名全副武装的战士，配有一些加农炮以及可旋转的火炮。如果马来海盗选择进攻，他们通常会先用己方的几十艘船从四面八方将猎物围住，同时开炮，通过击毁船舵或者击落帆桅、索具等手段制服目标。在一些情况下，如果风向有利，个别运气特别好的船可以设法甩开追赶者，从而逃脱。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如果恰好附近有战舰，那么它们也可以赶来救援。例如，1838年5月，一艘中国大帆船正被六艘大型伊拉农快船追逐，海盗船顶着炮火快速逼近。英国单桅帆船“狼王号”（HMS Wolf）的出现救了这艘中国大帆船，更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的蒸汽外轮船“戴安娜号”（Diana，开启蒸汽时代的先驱之一）的出现。“戴安娜号”航行不依赖风，它可以随意超越马来快船，迅速地将整个海盗舰队及其船员送下深深的海底。但是，像这样运气绝佳的脱逃很少见，大多数时候马来快船都能追上逃跑的舰船。接着，伊拉农海盗便开始朝着这些倒霉船只的甲板扫射，一边精确操控滑膛枪的射击方向，一边向目标扔出抓钩，以便将其拉近、防止其脱逃。登船时，他们用长矛和坎皮兰剑（kampilan，一种单刃剑）砍杀守卫，一边发出“惊人的喧闹声，他们大声喊叫着，处于一种吓人的有点恍惚的状态……交战时发出的尖声嚎叫，常常让那些缺乏纪律、训练不足、拿钱办事的商船船员心生恐惧，以致他们保护不了自己，也保护不了他们的船只”。

一艘典型的中国大帆船

有时候，船员们眼看着海盗将要登上自己的舰船，非常清楚一旦活着落入海盗手中，迎接自己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于是他们便会孤注一掷。1806年，一艘商船在邦加海峡（Straits of Banka）遭到40艘马来快船的围攻。它的荷兰船主们意识到，抵抗是徒劳的，死亡是必然的，于是便冷静地等待着数十名海盗爬上船，然后将自己的船炸毁了——大概是朝火药库开了一炮。此类极端的自杀行为似乎并不少见，也算不上新鲜。17世纪的波斯手抄本《苏莱曼之船》（The Ship of Sulaimān）的作者们就曾毫不含蓄地称赞过西方人，或者用他们的说法，叫作“法兰克人”（Franks）：他们宁愿被烧死在船上，也不愿向海盗投降——不过，他们误以为这是法兰克人在国王命令下的长期准则。说到海岸袭掠，维京人和倭寇所使用的那种“打砸抢”式攻击仍然是高级海盗活动的一部分。在地中海，基督徒和穆斯林的私掠海盗依旧像过去的几百年一样互相袭掠对方的海岸地区。不过也有少许例外，基督徒私掠海盗通常不会离开地中海水域，而部分更有野心的巴巴里私掠海盗则走出地中海，骚扰英格兰、爱尔兰甚至远至冰岛等地的沿海地带。小穆拉特·雷斯（Murat Reis the Younger）就是这样一位私掠海盗。他本名扬·扬松（Jan Janszoon），1570年左右出生于尼德兰的哈勒姆（Haarlem），1600年作为一名荷兰私掠者开始了海上生涯。1618年，他在兰萨罗特岛（Lanzarote）海岸被阿尔及尔私掠海盗劫持，随即便皈依了伊斯兰教［或者按照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通用称呼，叫“变节的土耳其人”（turned Turk）］，以穆拉特·雷斯的新身份继续他的私掠生涯。他非常熟悉北海的情况，因此把那里变成了他最喜欢的狩猎场，甚至还把布里斯托尔海峡（Bristol Channel）的兰迪岛（Lundy）作为他的前哨基地，在此至少待了五年之久（1627-1632）。他最为人知的一次袭掠，是在1631年6月20日洗劫巴尔的摩。巴尔的摩曾经是一处臭名昭著的海盗巢穴，但在这个时候它只是一个英格兰移民聚居的普通小渔村。约有107名不幸的村民被掳走以贩卖为奴，随后雷斯的船队逃之夭夭，未受到皇家海军专门建造的海盗猎手“老五崽子号”（Fifth Whelp）的干扰，后者在关键时刻似乎并没有做好出海的准备。16世纪50年代以来活跃于加勒比海的早期法国私掠者的两栖侵掠行动，以及17世纪加勒比海盗的袭掠行为，都属于“打砸抢”式攻击。它们产生的影响也都同样有限：尽管对聚居于沿海地区的民众来说非常痛苦，对于相当一部分当地居民来说甚至是致命打击，但是几英里外的生活一切如常。这种恐惧大体上只能被间接感受到，就像曾经在林迪斯法恩所发生的那样。亚历山大·埃克斯梅林描述过几次这样的小规模加勒比海盗袭掠——其中有一次发生在17世纪中叶，发动袭掠的是七八艘划艇，领头的是一位叫作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的船长。他的小船队在古巴东北海岸来回航行，期盼能遇上一支难得的西班牙运银舰队，但是一无所获。最后，他们来到了位于佛罗里达东北的大西洋海岸的小城圣阿古斯丁（San Agustin）。当地居民成功地逃进了城堡里。在那里，他们和少得可怜的城堡卫戍士兵无助地看着自己的家园被洗劫、焚毁。埃克斯梅林没有明确说明掳获战利品的数量，不过肯定不会太多：沿海的小城镇都格外穷。另外，当海盗到来时，很多居民有足够的时间带上财物逃进深山或者丛林。正因如此，人称“海盗典范”（epitome of the buccaneer）的亨利·摩根爵士也没能在1671年对巴拿马发动的那场著名袭掠中获得他想要的战果。他在入侵之后，被迫在阵地战中击退了西班牙守军组织的数波猛烈反击；顶着敌军严阵以待的大炮炮台和神枪手们持续不断的火力压制，摩根爵士“每前进一步都有弟兄倒下”，直到他手下的火炮“将最后几名西班牙炮手炸成碎片”。结果，他懊恼地得知，他想要的那笔金银当中的大部分，在他逼近巴拿马城的时候就已经被匆忙运走了。与此相反，加勒比海盗洛朗斯·德格拉夫（Laurens de Graaf）、尼古拉斯·范霍恩（Nicholas van Hoorn）和米歇尔·德格拉蒙（Michel de Grammont）在1683年5月对墨西哥湾的韦拉克鲁斯（Veracruz）所发动的一场很类似的袭掠中则收获颇丰。大约1200名海盗乘坐五艘大型舰船和八艘较小的船艇登陆之后，迅速压制了城内守军，击溃了仓促召集的民兵。因此，当地居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掩藏或是转移财产。战利品相当可观，每个海盗都分到了800枚西班牙银元（换算成今天的货币，约合2.1万英镑或2.8万美元）。这算是相当不错了，在那个年代，加勒比地区的海盗每次成功的出海劫掠平均只能拿到10-20英镑（等同于30-60枚西班牙银元）。大约一个世纪之后，郑一嫂领导的海盗联盟也曾经侵掠过沿海的城镇村庄。亲历者理查德·格拉斯普尔（Richard Glasspoole）详细描述了一次发生在1809年秋的袭掠，他是“伊利侯爵号”（Marquis of Ely）上的一名英格兰水手，曾在珠江河口被中国海盗俘虏。格拉斯普尔记述了海盗舰队在前一天晚上于目标城镇附近下锚，然后在次日清晨发动袭击的过程。海盗们“大声叫嚷，手执利剑，冲进城里。居民们逃进了附近的山里……逃不了的老弱病残和坚持抵抗的人，不是被掳走就是被惨无人道地杀害了！小船持续不断地在大帆船和海岸之间往返，一艘接一艘，满载着战利品。这些人身上沾满了血！250名妇女和少量儿童成了俘虏……城里值钱的东西被洗劫得一干二净，城市被付之一炬，一上午就烧成了灰”。东南亚海域的勇者海盗们，比如说前文提到过的伊拉农人、巴兰金吉人和海上达雅克人，以及布吉人（Bugis），也会对沿海聚居点发动类似的袭掠。婆罗洲沙捞越（Sarawak）的拉者詹姆斯·布鲁克爵士（Sir James Brooke，1803-1868）是他们同时代的人，也是他们的宿敌。他指出，这些海盗的活动范围北至菲律宾，东南至巴布亚岛（Papua），向西一直到马六甲海峡和泰国湾。谈及这些袭掠对婆罗洲造成的人口损失时，布鲁克写道：“婆罗洲每年被掳为奴隶的人口数目庞大，因为在纳闽岛（Labuan）附近通常会有一支包括六艘或者八艘船艇的舰队在巡航，它会切断贸易路线，强掳城市居民。”这些沿海地区的居民对于从东方吹来的季风——它们也会将海盗带到自己的家园——有一个生动的称呼：“海盗风”（pirate 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