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翟锦

10年前，蒋方舟在一家杂志社实习，一次聚餐中，她替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女实习生挡了酒，几个男生一直灌她，还说要送她回去，蒋方舟直接站起来，说别送了，我来。

“你会突然想起来，哦，她以前就这样，所以站出来指责章文也并不奇怪。”黄博士比蒋方舟大7岁，是她的好友，经常刻薄她，但回忆到这件事，他的口吻非常感性和温和，“我会发觉，有时候忘了，其实她一直这么勇敢。”

“随时准备好与之抗争。”这句话被蒋方舟写进一本书里，为很多人引用，以彰显一种勇敢。但蒋方舟觉得，解救女实习生，算不上勇敢。“我心中的勇敢，有一个前提是不计一切代价。但我会去衡量代价可不可承受。勇敢这个词，我不想随便乱用。”

就像2018年7月24日的那个晚上，她也衡量过。朋友圈看到有人提到媒体人章文性侵的事，她想立即跟随发声，但母亲尚爱兰阻止了她，“女孩子不要那么愣……事情已经那么久，过去就过去了。”

事情也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两年前，因为参加一个日本文化项目，蒋方舟曾和章文凑到一块吃饭，同行者还有一位翻译。在翻译点菜时，章文伸手，开始摸蒋方舟的腿，被她几次制止。

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再没有任何交集。蒋方舟原本的想法，也是像尚爱兰所说，过去就算了。

但第二天，被骚扰女孩的自述长文出现，两三秒后，蒋方舟决定转发这篇《章文，停止你的侵害》。“如果我不说的话，要么这事默默过去，要么女孩会被人肉和侮辱。那我在这件事上的发言是有价值的，我应该说。”

她觉得这次还是称不上“勇敢”，它是一个理智判断后的发声。在接受虎嗅的采访时，蒋方舟说：“人们喜欢用‘掺和’去形容某种言论或社会议题的参与，经常说‘你别掺和这事了’‘别蹚这潭浑水’，以为只要缩一缩头，忍耐一下，等这片乌云过去就好了。可我觉得，这时候掺和一下是必要的。”

很快，她看到章文在后来的采访里朝女孩泼脏水。那一刻，长久保持的理智被打破，血液一下冲到大脑，她气到浑身发抖，“当时就不行了，如果我是女生，想死的心都有。”她对朋友说，“我非常愤怒。”“愤怒”这个词，她重复了9次。

当天晚上，蒋方舟约了女孩出来见面，“我得见你，我怕你有事。”刚一坐下，女孩哭了，蒋方舟难受又生气，她安静地陪着女孩，告诉她自己会一直支持她。

她能体会到女孩复杂的感受。这场行动里，她支持者众多，但也被迫面对一些无妄的揣测和指责，比如你为什么去老男人饭局？你为什么当时不拒绝得更严厉？

实际上，那个饭局不过是一次正常的社交，但她也在思考，被骚扰的时刻，自己一直在避免引人注意，尽管已经低声制止了章文，还借故上厕所打断他，但始终没有大声骂出来。“其实会有点后悔，应该去骂两句或者是什么的，但我不太会那种表达。是技术上不会，不是说因为道德阻止了我，是技术上我没有经过训练。”

因为天才少女和青年作家的身份，蒋方舟在这场运动里站出来的姿态，在公共视野里格外引发轰动和议论。我们很熟悉大众媒体之前构建起的那个蒋方舟，那个拥有讨好型人格、相亲市场上被挑选、将《洛丽塔》看作一部道德小说的蒋方舟，但章文事件，加速了公众去穿透这些被标签磨平的表象，发现另一个蒋方舟。

一个“勇”字能贯穿起她这几年的成长。她承认写作上的局限，坦白婚恋上的焦虑，以及逃离北京前往东京独居，回来后追求想要的价值。在自省和坦诚这件事上，蒋方舟确实比大多数人要更真实、更勇敢。

真的可以有

蒋方舟穿着一件灰色针织衫和印花灯笼袖拼接的上衣，脚底蹬着高跟鞋，走起路来有些不稳，“哒哒哒”地到圆桌边坐下，小声同陈晓卿说话。两束柔顺的头发垂在肩前，灯光打掉了脸上的阴影，会频繁点头、“嗯”和笑出门牙的她，此刻看起来像一位认真上课的小学生。

在这次《圆桌派》的录制里，小学生蒋方舟主动接过窦文涛关于年龄的话茬，说起自己明年即将迎来30岁生日。“怕我30岁的时候立不住，一屁股就坐那了。”她坦承了年龄增长给她带来一些焦虑，排在首位的就是写作。

半年前，蒋方舟同一家出版社的主编见面，刚落座，对方扔出一句话，“放弃吧，你没什么写小说的天赋。”

蒋方舟的脸腾地红了。她原本是准备来迎接表扬的，意外反转，像拳击选手，瞬间被打蒙了，不知道该如何反击，想找补几句，从小说意图讲到构思，还有后面的情节，说着说着，开始在混乱的思维里找出一条出路，“你相信我，我是肯定能写出好小说的。”她低头看着桌面，摆弄着面前的茶，重复这句话，没有抬头看对方的反应，这更像是对自己的交代，“不对，我可以有，我真的可以有，我只是练习还不够。再放段时间，我能把它改得更好。”

“你写杂文、做读书音频都挺好的，做这些东西，有天然之喜，写小说就没有。”对方觉得，相比于写杂文的轻巧，蒋方舟在小说的文本上呈现出了费劲，“类似于那种用力过猛的东西。”

但蒋方舟不认同，那些不费劲的路——写杂文、做读书音频，就是为了更好地写小说。后来的聊天里，话题几次转移，蒋方舟硬是又拉了回来——你感觉哪里不对？哪部分写得不好？具体的，咱们得聊聊。

这不是蒋方舟第一次遭受“没有天赋”这种评价的重创。外界对蒋方舟写作的审视和质疑，从她24岁写出《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时爆发，到她两年后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成为沸点，她对这本书的回忆是“恶评如潮”。新的随笔《东京一年》分数是7分，似乎是进步了一点，但排名第一的评论是：“如果作者不是蒋方舟，这书有出版的机会吗？”

此前一半人生，蒋方舟是顶着“神童”“天才”的光环度过的。7岁写作、9岁出书、11岁开设媒体专栏，是大众眼中的闪光少女。18岁时被清华降60分录取时，她已经出版了9本书。尽管写作这回事是以母亲尚爱兰“不写书就会被警察抓进监狱”的恐吓开头，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开始的那一刻起，蒋方舟的人生已是不寻常。

只是，上帝并没有一直握住蒋方舟的手。“她自己写成什么样子，实际上心里是有数的，但当时的能力只能是那个样子，端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告诉大家，行了，现在是普通人了。我觉得这是对的，人生一直开挂的人太少了。”博士在评论蒋方舟写的这些书时，并没有留情。

黄博士跟蒋方舟也是因为写作而结识。当时蒋方舟写了一篇时评，被黄博士看到，直接在网易微博上留下一句话——“蒋方舟该和许知远凑一对。”蒋方舟主动关注了他，几次聊天后，黑粉黄博士成为了蒋方舟的好友。

他们有着特殊的相处模式，黄博士总结了几个避免冲突的条件：不聊“有没有天赋”，避免讨论社会问题，不看蒋方舟写的东西。黄博士笑着解释，“因为我害怕，大家朋友，何必呢。”

但也有逃不过去的时候。蒋方舟需要读者，在写《故事的结局早已写在开头》时，她写完一个故事就会扔给黄博士看。“当时对我的那个折磨。”黄博士回忆说，“人物不对，说话也是错的，她写的那些东西，不是你生活里的，但是她又在描写生活，很别扭的状态。”

那个时候的蒋方舟还是不大承认“没有天赋”这件事。她已经是写作这场超级马拉松里的熟练选手，比别人出发更早，技术更多，但质疑数年如影随形，甚至愈演愈烈后，她开始觉得刺痛。“每当别人说我没有作品，焦虑感都更深了一层。”

完全无能为力的事

如果说承认写作上的焦虑是近乎于被羞辱，承认婚姻和生育上的焦虑则近乎于残忍。

29岁的蒋方舟已经有段时间没恋爱了，母亲尚爱兰着急，“为什么要折腾？为什么不赶快结婚生子？”

在北京六道口的房子里，蒋方舟曾经与尚爱兰同住。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舟每天蹬着高跟鞋在外头跑活动，一次她打电话给尚爱兰：“太累了，我昏倒了，早晨起来发现睡到了地上。”尚爱兰不忍心，搬来北京照顾。

但同居延续到2018年7月就结束了。尚爱兰搬离了这里，在小区另租了一套房子，作为剪纸工作室。像小时候尚爱兰引导蒋方舟写作一样，蒋方舟非常认真地给母亲设计了一条路——剪纸艺术家。她特意带尚爱兰去日本很偏远的美术馆，去看各种艺术展，还给妈妈画了一个大饼，“你剪，我就给你办展览，我就找人来吹捧你。”

用蒋方舟的话来说，尚爱兰是困囿在小城市小妇人皮囊之下的人，有一颗敏感而不安分的心。但到了女儿的婚恋上，她终归是一位寻常的母亲。过去的一年里，每隔几天，她们会因为蒋方舟的婚恋问题大吵一架，妈妈甚至说服了道德感很强的爸爸，一起撺掇蒋方舟跟前男友复合。

“那我明天随便抓个人结婚就好了！”某次争论中，蒋方舟少见地情绪失控，说出赌气的话。一旁的赵彬听了，很严肃地问蒋方舟，“你这太随便了，怎么能这样呢？你是认真的吗？”赵彬接连问了三次。他是蒋方舟的朋友、助理，更早之前，也是蒋方舟微博上的黑粉，被蒋方舟以对待黄博士的相同方式，从评论里打捞了起来，成了朋友。

“我是认真的，就是要这样。”蒋方舟表现出了攻击性。赵彬不高兴，语气笃定：“你看你选择这条路，事情那么多，你肯定过不了（结婚生孩子的生活）。”

“我生气了”，蒋方舟说。她不愿意接受这种“拷问”。场面冷了下来，一时间没人说话。她觉得委屈，眼眶红了，要掉眼泪又忍住了，心底又清楚，确实哪一条路都走不通，哪一条路都是错的。

在她从小到大的人生规划里，婚姻和小孩是不可缺少的角色。她对30岁的期待，是头婚结完，抱着孩子，即将开始第二段婚姻。比起结婚，她其实更想当一个妈妈，笃定自己会把小孩教育得很好。“人越老，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有点像一个通关游戏，在确实感觉到自己可能性变得有限的时候，有了孩子，你可以restart，解锁一个新战场。”

当天晚上，冷静下来的蒋方舟给离开的赵彬打电话道歉了。这场听起来有些可笑的争论中，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结婚生子这件事上太过真实的恐惧——一想到孤独终老不会再被人爱了，一想到对人生没那么有把握，她会陷入很多年前那种对不确定性的恐慌中。

那时她才10多岁，和一波作家们出游，大家讨论的就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是把写作作为终身职业一直继续，还是转身投入到这以外的生活里？这场出游给蒋方舟留下的印象太深，以至于她后来习惯于把每一件事提前安排得很好。因为儿时成名，身心早熟，她一直在比同龄人更快速地成长，甚至从27岁开始，她就在为进入30岁做准备，但被爱这件事，准备得再好，也是完全不可控，“这是你完全无能为力的事。”

在她的认知里，自己人生中真正特别无能为力的事情其实是很少的，而且“自己也不是特别愿意承认”。而这些事，等到真正勇敢面对的时候，才格外触目惊心。

再不跑就完了

蒋方舟曾经尝试寻找这些焦虑的源头。这要回到她和商业和娱乐太过于接近的时刻。

2015年，她参加了一档竞技类真人秀节目。拍摄起床时，化妆师会提前给演员们上好妆，再躲进被窝里，假装刚被摄影师叫醒，表演出惊恐和愤怒。其他人并不抗拒，只有蒋方舟，觉得“窘到了极点，几乎所有镜头都是叉着腰一脸尴尬，像是作弊被抓”。

第一个被淘汰后，摄影师为了拍到哭泣、愤怒、情绪崩溃的镜头，跟着蒋方舟很长时间，节目导演也一直问她，有什么感觉？有没有很难受？遗憾吗？可是最后，蒋方舟只憋出一个短暂的干笑，说了句“哎呀，可以回家了”。这种回答和反应，对综艺节目来说几乎是无效的镜头。放下摄像机的时候，蒋方舟听见对方骂了句街。

那是蒋方舟最穷的时刻，刚付完北京这套房子的首付，卡里只剩下11块钱，几乎所有的活儿她都接。录节目，给个车马费就去。“拿到两千块钱，觉得哎，又挣了一个马桶，因为真的是完全没钱了。”

更早之前，她也去做文化节目的评委，录制时台上冒出一个成语让解释，她赶紧用手机在底下查到底是什么意思。她甚至还主持一档访谈节目，“装模作样的两个人，在这个地方探讨彼此的中国梦”。她还尝试过把自己套进主持人这个模子里，因为看起来“正经而稳定、又有曝光率”。

也是在那时候，梁文道感受到蒋方舟对外部世界的关注和看重，有资源或诱惑靠近时，她并不会太拒绝。在他看来，少年成名的姑娘很早就知道自己的价值，在成长的过程中，无数人主动向她招手，她需要常常对各种事情展示一个意见跟表态，跟人交流，这是机会，但也是消耗。

当时的蒋方舟似乎还在说服自己这不要紧，她在知乎上回答了一个问题：“如何评价冯唐的娱乐化？”“我觉得参加几个综艺节目，微博上很活跃其实无所谓。不存在过度娱乐化。只要不放低自己在文学上的标准，对每部自己出版的作品都负责任——至少是现阶段水平的极限，就没问题。一码归一码。”她显得天真又笃定，似乎不为靠近商业和娱乐而担忧。

梁文道知道身在其中的矛盾，“如果你不做那些事情的话，就会担心将来有一天不红了，那该怎么办。我这几年正好这么多这种节目，在一个最红的时候来找我，我是不是应该要把握好机会，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呢？”

但节目一个个找过来，好像没有止境，时间少了，写作则退居其次，蒋方舟慢慢意识到，自己似乎滑进了“文艺活动家”的轨道，看不到其他可能性。就像梁文道所说，她当时根本都没有放弃的勇气。“你不说话，（说话的机会）就要被别人抢走了。那是一种矛盾的状态：焦虑，很想做点什么，又觉得肯定会赶不上趟，一面又不想放弃目前所拥有的。”在她的视野内，找不到可以参照的样本，是既过得舒服，又过得很有价值感的。

与此同时，她一直紧绷着，少年成名之后一直被质疑“伤仲永”，她也真的会恐慌——如果有朝一日江郎才尽成为普通人怎么办？这个假设长久以来如噩梦般相随，几乎不曾有过彻底的休息，无论做什么都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自己的人生，不怀好意地等待一个坏结局，于是她总得提着一口气。

猛然间，她脑子里冒出一句话：“再不跑就完了。”

最后一只竹鼠

蒋方舟到底还是跑了。2016年，她去东京独居了一年，几乎切断了和国内的联系，没有商演，没有活动，闪光灯和注目都离她远去，“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

她觉得这种被迫的认真和被迫的隔离，把她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等回来后，这些经历和感受被她写进了文集《东京一年》里。也是在这本书里，蒋方舟开始直面此前没有真正承认过的两个人生命题：没有作品的青年作家，不再年轻的天才少女。

从东京回国后，她还去了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和青年作家们一起，由阎连科、张悦然、梁鸿授课，冗余的人和事也渐渐少了下来。

直到今年，蒋方舟觉得自己有了真正的选择权：这个事情要不要干？这个表达有没有价值？她终于有了爱惜羽毛的条件，开始尝试每年给自己定一个挣钱的KPI——挣够一定数目后，不再接受过多商业活动的邀请。2018年4月，KPI达成了，包括北京和东京两套房子的房贷、每个月的生活费，以及出门能够打专车、偶尔出国玩玩的费用。

当然，生活舒适是要有成本的。“有时候我真的会想，假如伍尔芙那个年代就有化妆品去找伍尔芙卖广告，她该怎么办，她如果卖的话，是不是表示她就不能够写出《到灯塔去》这样的作品，是不是就表示她背叛了她的文学呢？”一个严肃作家该与商业保持什么距离，梁文道还持有疑惑，但他肯定的是，与商业走得近，作家就必须得考虑要怎么保住自己的元气和时间，而这是他对蒋方舟的担忧。

蒋方舟理解梁文道的话。“那也是很公平的，写作时间上确实会有影响。而且公众表达的活跃，会削减大家对作品的印象分。”但她不觉得作家一定要穷困，一定要对外部世界充耳不闻，也从没想过要把面向公众的活动和节目广告都推掉后全身心写作。“我就不是那样的人，我是个非常实际的人，可实际了。”蒋方舟非常爽快地承认这一点，“我不太会做孤注一掷的选择。”她希望在继续写作的同时，能选择在有价值的公共议题上发声，比如章文事件。

现在的蒋方舟正在同时推进两部长篇小说，前些天又忍不住开了一个新长篇。她拥有职业作家的某些作息习惯：每天早上8点多起床，什么也不干，就站在书桌前，开电脑写小说，写上一两个小时后，再刷牙洗脸吃饭。一直写到晚上6点。作家的职业病在她身上显现，颈椎痛得不行，她不得不把电脑放在支架上，叉着腿，将身子矮下来，站着打字。

“压力太大了，她不会太放松地让自己胡闹。”同在写作的好友杨薇薇曾感叹蒋方舟的自律。一次她和蒋方舟一起去欧洲，等飞机的时候，蒋方舟会把kindle拿出来看，边读边标注。白天紧绷的行程结束后，是难得的休憩时间，但蒋方舟会提前回酒店写小说。

真正承认自己没有太高天赋和30岁近在眼前后，蒋方舟依然觉得，最有价值的生活还是继续写下去。她的理想模式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人生，写完《使女的故事》后并未停止，直到80多岁，还在稳定输出。而“没有天赋”被她设置了一个语境：尽管没有写出诺奖作品的天赋，但是非常努力的话，依然有可能比肩韩国80后女作家金爱烂——她被称作“最有可能获得诺奖的韩国女作家”。

阎连科与蒋方舟熟识已久。他回想起三四年前，蒋方舟在他面前发愁：“哎呀，我成名那么早，我的少年那么大，我得做出大事情才盖得住少年。”阎连科不赞同，劝她，“你把日子过得好也是盖得住，不要有什么压力，写不出也特别正常，过好日子特别重要。”

但这两年，阎连科能明显感觉到蒋方舟不一样了：再被评价没有代表作的时候，她更多是笑一笑，不会再忧心忡忡，不会像以前那样，在他面前比画，要怎么创造一个更庞大的自己。梁文道也对蒋方舟抱着期待。他看到蒋方舟最近在做一些认真、系统的阅读，也更认真地对待写作，“她一定是想给自己一个更深入的沉下去的机会。”

尽管尚爱兰还是经常调侃，女儿写作的代表作可能就是12岁时写的《正在发育》，人生的高光时刻就这么过去了，余下都是漫长的人生，但蒋方舟也这么渐渐接受了，决定要让自己尽量过得多姿多彩些。不依赖天赋，稳定地创作，对世界葆有表达欲。

对少年成名这件事，蒋方舟已经放松了下来——这也是一种勇敢的状态。她不再像10岁的时候，因为一句批评沮丧，而是把自尊心的核缩到了最小，把写作的核放到最大。她可以不输旁人地勇敢自嘲，比如“过气网红”“低配于丹”“相亲狂人”，但她始终拒绝在写作这事上死皮赖脸，“你得永远在这种被羞辱的状态当中，因为是会痛的，而不是你也开始自我羞辱。”

最近，蒋方舟迷上了“华农兄弟”。在短视频里，这对江西兄弟每天都在挑竹鼠，有的太胖，有的太瘦，有的太活泼，有的太抑郁——最后，它们统统被吃掉了，像一个现实版的寓言。

蒋方舟已经意识到，任何一个人都要面临未来可能被“吃掉”的命运。对抗命运的唯一方法可能是承认30岁来临前的种种焦虑后还能倍加努力，以此成为“最后一只竹鼠”。

“如果一定会被吃的话，似乎成为最后一只竹鼠也没有什么意义。”她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形状，看起来还是那个勇敢的少女模样：“但只有成为最后一只竹鼠，你才有希望啊。”

（马延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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