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余东海
壹
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赵元任涉猎繁杂，王国维未能上达。梁启超最为优秀，然而学问根基不牢，明辨功夫不足，文化、政治立场皆有失坚定，一生多变，离君子儒尚有距离也。
四导中陈寅恪名声最大，最受学界推崇，有人称他为“活字典”，有人说他是“教授的教授”。传梁启超也对他佩服得紧，自称“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云。傅斯年赞他“三百年来一人而已”，更是抬举离谱。三百年来，道德文章学术高于陈寅恪者数以百计。就是民国期间，高于他的不下十个。
陈寅恪世家子弟，家学渊源，自己也能努力，学问倒也不错，然博于下学而未能上达，未能约之以天理，归结于仁道，可谓博而寡要。我给他的定位是儒门杂家，简称杂儒。这是由他自己的言论观点决定的。陈寅恪学问的精华和优点，学界论之已透，容我挑出他两个不纯不正之处。
贰
陈寅恪混淆儒法两家的原则性区别，将秦法视为“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将秦制视为“儒家理想之制度”。此大不正也。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写道：
“儒者在古代本为典章学术所寄托之专家。李斯受荀卿之学，佐成秦治。秦之法制实儒家一派学说之所附系。《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汉承秦业，其官制法律亦袭用前朝。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采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而关于学说思想之方面，或转有不如佛道二教者。”（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上述全是谬论，谨驳以三点。首先，儒家倡性善论而荀子主性恶论，根源处已经背离儒学，沦为外道。唯其礼法并重，故仍属之于儒门，称儒门外道。其弟子韩非李斯之流，虽接受过荀子之教，然去礼取法，倡导法术势，完全背叛儒学、背叛荀学而沦为邪道了，不仅是一般外道而已。所以，李斯佐成秦治，是秦法家佐成秦治，不仅与儒家无关，与荀子亦无关。
在李斯投奔秦国之前，荀子对李斯有过严厉的批评和警告。《荀子议兵篇》记载，李斯认为秦国兵强海内，威行诸侯，可见用兵不用讲仁义，可以便宜从事。荀子责备李斯被秦国累世的军事胜利所迷惑，不知秦国军功愈多，愈恐惧天下各国联合起来，这是末世之兵；李斯所谓的便宜从事，其实是不便之便，只有仁义之兵才是大便之便。很显然，李斯没有听进去。
其次，秦制绝非儒制，更非“儒家理想之制度”。秦制包括郡县制、君本位的独裁制和刑法制度。对于郡县制，某些儒者有所认同，王夫之有个著名说法：“天假其私以济天下之大公”，意谓秦始皇实行郡县制，本是出于维护家天下独裁制的大私心，但天道冥冥之中借着他的私欲发明了一种有助于天下为公的制度。暴秦家天下迅速灰飞烟灭，但郡县制却延续下来了。但秦制中君本位的中央制度设置和恶刑恶法，汉朝逐渐修正优化也就是儒化，成为敬天保民的礼制和德主刑辅的祥刑。内廷外廷逐渐分开，君权相权有所均衡。所谓“汉承秦制”，一是承郡县制，二是汉初继承了秦制中某些恶法，但也逐步有所废除，如汉武帝废除肉刑。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制度、法律性质更是根本不同了。
又其次、“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早已实现于三代，并非于秦始皇之身才得以实现。把“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归功于暴秦是一大流行错误。这是《中庸》记载孔子的话，可见春秋之前就有“三同”。至少西周时汉字的符号文法和文章结构亦统一，国家一级道路称为周道或周行。“行同伦”还可上溯至尧舜时。注意，儒家“行同伦”的伦，是指以仁为本的伦理礼制，可不是“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伦。冠带之伦意谓高冠大带之辈，指六国诸侯。秦始皇兼并冠带之伦，将伦理道德彻底破坏无遗。秦始皇实现的不是“行同伦”，而是行无伦，行同恶。
陈寅恪不明儒家与佛道之根本区别。儒佛在伦理、人道层面的区别，他是知道的。他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说：
“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绝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近虽有人焉，欲然其死灰，疑终不能复振。其故匪他，以性质与环境互相方圆凿枘，势不得不然也。”
他知道原始佛教教义无父无君，与中国传统伦理和制度不能兼容，所以佛法东来，必须经过中国化即儒家化的过程。这很正确。但他有所不知，这种冲突是外在和表层的，儒佛两家对于道体认证有所不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不同，这才是根源处、原则性的区别。对此陈寅恪并无认识，可见其学术大不纯，缺乏择法之眼。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说：
“中国自来号称儒释道三教，其实儒家非真正之宗教，决不能与释道二家并论。故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其间并无所冲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儒家非真正之宗教，这没有错，但并不意味着儒与佛道在原则理义上没有冲突。真正的儒家，形上形下贯通，内圣外王一致，同归于仁道。不“外服儒风之上可以内宗佛理，或潜修道行”的，纵然是儒生或自称为儒，绝非醇儒正儒，而只能是杂儒、儒门外道或者佛道之人。
陈寅恪涉及儒佛道的言论，不乏卓见，但问题也不少。例如，他对于佛道尤其是道家，抬举非常过度，很不儒家。王阳明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道不远人，不远愚夫愚妇组成的社会，也不远愚夫愚妇的人欲和人性。对于人欲，儒家不是绝灭而是引导；对于人性，儒家不是违反，而是提升。佛道则“为道而远人”，故不可以为道，非人生之常道、人类之正道。
而陈寅恪论及道教时，认为新儒家的学说，大都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佛教为之先导；道教对域外输入的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都能尽量吸收，同时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将众家之说融成一家之说以后，仍然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而新儒家就是继承了此种思想遗产而能够大成者。（详见陈氏《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这类说法于道教和道家是过誉，于儒家是无意的贬低。其中“新儒家的学说大都有道教或与道教有关的佛教为之先导”这个观点颇为流行，其实非常不儒家，不正确，却为很多学者所重复，还发展为“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想”之说，纯属想当然。受到佛道的刺激、激发，儒家更加强调天道信仰，强化天命意识，全面深入讨论阐说天理良知，这是理学兴起的文化背景没错，但不能说理学吸收佛道思想。理学所有理义，都有圣经圣言依据，无非吾儒故物之翻新或反本所开新。这个问题我在《宋儒和理学》一书中深谈，兹不详论。
1919年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习梵文时，曾对西方古典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异同做过对比。据吴宓《日记》是年12月14日条所载，陈寅恪说：
“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引自清华大学出版社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
余英时文说，这是朋友间的闲谈，由吴宓记录了下来。吴宓当时在《日记》中特别注明，此段“尽录陈君之语意”，故大体可信。余英时引用这段话，是为了赞美陈寅恪，他认为“陈寅恪的价值规范与动力诚然是由儒家传统提供的，然而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接受传统儒家价值的经验内容。”而这恰恰暴露了陈寅恪儒学功底有限，学问根基不牢，对儒家圣经和圣贤“精深远大之思”和“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缺乏必要的认识。
陈寅恪反对三纲。他在《论再生缘》中表彰才女陈端生说：
端生心中于吾国当日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皆欲借此等描写以摧破之也。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抱如是之理想，生若彼之时代，其遭逢田厄，声名湮没，又何足异哉!又何足异哉!(《寒柳堂集》）
余英时称陈寅恪：“在摧破旧三纲方面，他和谭嗣同并无分歧。”谭嗣同杂家也，比杂儒尚且差得远，陈寅恪与之同调，自外儒家矣。三纲者，君君臣臣、君为臣纲，父父子子、父为子纲，夫夫妇妇、夫为妇纲。三纲五常皆儒家故物，人道正理。东海有《理直气壮承认三纲》辨明之。摧破三纲，必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
三纲绝，人祸起。晋《后汉记•光武帝》记载，逢萌闻王莽篡权，“子宇谏，莽杀之。萌语友曰：“三纲绝矣！祸将及人。”即解衣冠，挂东都城门，将家属客于辽东。
摧破三纲，非儒家所宜言也。
叁
称陈寅恪为儒门杂家，是我从陈寅恪散见于诗文议论之中的儒学观得出的结论。陈寅恪生平虽然尊儒，并未自称儒家，从未正式参加过任何倡导儒学的运动，也从未以儒学史的专家自居。从儒学角度着眼，将陈寅恪定位为杂儒，只有过誉之嫌，绝无贬低之意。
古来儒家人物无数无量，以道德论，有儒士、君子、贤人、圣人等差异；以学问论，可分为醇儒、别儒、杂儒（儒门杂家）、儒门外道三种。醇儒有大、小之别。大儒重视格致，博学于文，既博于儒学，又博于诸子百家。小儒虽纯于儒，学问眼界不够宽广。杂儒亦博，博采众家，然博而不精，立场根基不稳，儒门外道原则处有重大错误。
杂儒只是学问驳杂，正纯度不足，在学术上犹高于儒门外道。儒门外道不仅理义不纯、根基不稳而已，在世界观人性观之根源处还存在重大错误，如荀子。依此标准，定陈寅恪为杂儒，最为合适。
儒门杂家也是儒，故能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并有不少高见而没有三观层面的原则性大错误，高于儒门外道，更高于一般杂家和外道人士。论德性，陈寅恪更有大过人处。其所撰《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话，正可用在他自己身上：“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杞，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先。”
肆
关于陈寅恪杂儒的定位，有友人提出批评，特答复于左。“或说”是友人言论，“答”是我的回复。
或说：“不同意兄称陈寅恪‘杂儒’的看法。判断历史人物，不仅观其学术，更重要的是行为。五十年代初，毛氏夺得江山后声望最隆，包括熊十力、梁漱溟在内的许多著名学者纷纷拥戴，唯独陈寅恪在中国科学院请他出任历史所所长之际，回信提出不学马列，不学政治，并要毛刘签名保证，终于不去北京。陈晚年目盲腿废，以绝大毅力写出八十万字《柳如是别传》，表彰柳如是助钱谦益抗清复明。陈是史学家，未专力研究儒学，但自幼熟读十三经，所有著作包括其诗始终贯穿儒家之史学精神，留学欧美十多年，不杂西化思想。其立身处世，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无愧浩劫中罕见之士林典范，何以不中不正？”
答：定陈寅恪为杂儒，就是“观其学术”，侧重其学术而论。在学术上，“熟读十三经，所有著作包括其诗始终贯穿儒家之史学精神，留学欧美十多年，不杂西化思想。”这些可以说是醇儒、大儒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醇儒之醇，关键在于儒家立场之坚定和道德观世界观之中正纯粹。其实，仅仅生平未力研儒学、未自称儒家这两点，就足以从醇儒、大儒行列排除了。
或说：“儒学包含经学、史学、文学、文字训诂之学，其内容为义理、考据、词章，曾文正加上经济。任何一方面有杰出成就，于学问中融通儒家精神，皆不宜以杂儒视之。老杜毕生为诗，无学术专著，而被尊为诗圣，正在于少陵之仁心，遥接孔孟。自汉唐至当代，儒家汲取佛学、西学，开拓发展，然以儒门义理为主导，则不得以杂视之。……儒重谦德，谦卦为周易六十四卦中唯一无咎之卦，故戒骄矜。凡学有所成，名声日盛，未免踌躇自得，激扬文字，俯视群伦，稍有骄气，不加克制，即流入狂妄，厥例不可胜举。自省与慎独为终身之事，曾子临逝前之言，令人怀惕惧之心，每每为之太息。”
答：醇儒必须义理精通，这是首要、基本条件，非此不足以称醇儒；非此，即使史学、文学、文字训诂之学、经济成就最大，皆不足以称醇儒。老杜被尊为诗圣，自然没问题，然若以之为醇儒或圣人，那就荒唐了。自汉唐以来，历代圣贤大儒多以辟佛道为己任。略列其名如下：
傅奕、狄仁杰、姚崇、韩愈、李翱、杜牧、孙复、石介、李觏、欧阳修、苏轼、二程、张载、范育、朱熹、胡寅、胡宏、陈亮、叶适、张拭、方孝孺、夏言、胡居仁、曹端、薛瑄、王守仁、王时槐、丘浚、罗钦顺、刘宗周、王夫之、朱舜水、颜元、戴震、熊十力。
故陈白沙有“未有真儒不辟佛”之说。清儒徐润第唱反调谓“白沙曰未有真儒不辟佛，吾则曰未闻辟佛有真儒。”并诬辟佛者名根未断。（《敦艮斋》）。依此而言，连二程、朱熹、王阳明、刘宗周、王夫之皆非真儒矣。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陈白沙学术虽不够精纯，然较之大多数清儒却纯得多。宋明理学诸大儒大多深研佛道两家，故深知其学所蔽和流弊之深重，为民为国为天下为良知，辟之不遗余力，正是诚之功夫的发挥，修辞立诚的表现。
东海认为：除了儒家外王学，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政治学；除了儒家内圣学，佛道两家是最好的外王学。所以在政治上，我主张“一主三辅论”：以儒家为主统，以佛道和自由主义为辅统。然而，理义上和原则上，儒家贵纯不贵杂，反对杂染其它学说，包括佛道和自由主义之理义。张载有言：“吾道自足，何事旁求。”
论学论理，道理最大。这方面只能论道理之高下优劣和是非对错，不能论谦不谦虚。谦德有其适用范围，不能普适性地到处使用。长沮、桀溺避世，孔子谓“鸟兽不可与同群”，无违谦德也。
或说：“论人当观其大处。孟子云，先立其大，则小者不可夺也。乱世衰世之中，检验一个读书人是否真儒，最重要的是观其是否有风骨气节。若过事吹求，则一无是处，自朱子至王阳明，全身皆病矣。阳明之学，非有”狂禅”之讥乎？虽阳明不任其门下弟子入歧途之咎，而心学杂入禅宗之顿悟，已非纯正。朱学与王学孰为继孔子之真传，后世有无数之争议，故言中正，谈何容易哉！”
答：论人当观其大处，论学也一样，当观其根源处。论人论学，如理如实最为重要。儒家论人，有士、君子、贤人、圣人、大人之别；论学，有醇儒、杂儒、儒门外道之异。是怎样就怎样，实事求是最重要。难道一定要称杜甫为圣人、称陈寅恪为醇儒才是不“过事吹求”吗？
理学可分为两大派：一为程朱理学，强调理（天理）高于一切，为理学正宗；一为陆王心学，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强调心（良知）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或称为理学别派，理学別宗。明末清初理学大家孙奇逢在其《理学宗传》中，将程朱、陆王都列为道学正宗。
狂禅之讥，是不明阳明之学。想起钱谦益称赞乃师傅新德的话：“至论儒者之於禅宗，东拚西护，阴用而阳斥之，非其修立诚之学。”这是无知诬蔑。理学诸大儒大多深研佛道两家，深知其学所蔽和流弊之深重，为民为国为天下为良知，辟之不遗余力，正是诚之功夫的发挥，修辞立其诚的表现。圣贤君子至诚大义，非钱谦益辈所能知也。理学心学之理义，或与禅学有貌似，实为吾儒所故有，自有圣经圣言之依据，何尝“阴用”禅学哉。
“心学杂入禅宗之顿悟，已非纯正”云，也是对阳明心学的误解。理学、心学与禅学，表象相似，其实大异，二程、朱熹王阳明皆严辟佛道，良有以也。此话题大，兹不详论，我正作《宋儒与理学》一书，将对此深入详细分析之。
论及诸葛亮。或说：“兄文所论历史人物中，诸葛身处汉末衰世，助先主取蜀，辅后主守之，主动伐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品格之忠贞，光照千古，正见其心地之醇正。而蜀地封闭，人才有限，刘璋闇弱，法纪松弛，诸葛治蜀，不得不用严刑重典，此即兄言申商之术。然当时民心拥戴，孔明死后，官民无不痛哭，史书所载，历历可考。凡政治之事，因时因地而异，无论所行何术，当观其实效如何，政治家非坐书斋之”醇儒”可比，管仲所行为霸道，孔子许其为仁。汉末群雄竞起，刘备势力最为弱小，诸葛助其取蜀后辅刘禅治理，诸葛死后刘禅安居，先后为帝四十余年，这已是了不起的事功。兄言其为杂儒，政治军事成就有限，是以伊尹周公之标准要求，而不顾时移世异，诸葛所逢之主，岂可上较汤武乎？”
答：诸葛何以非醇儒，我在《儒门三大杂家》中已有论断，朱熹认为，诸葛以管乐自许、好申韩之书和劝刘备取荆益，都暴露了其学术之驳杂。此言可为诸葛定论。兄台胪列诸葛种种道德之光和为难之处，都否定不了朱熹指出的诸葛之学术驳杂。至于孔子称赞管仲，以原话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是称赞管仲的功绩，认为助桓公成就霸道，就是管仲的仁德，并非肯定管仲桓公所行为仁政王道。《论语》中孔子还指出管仲“不知礼”等毛病。我们同样可以说诸葛辅助刘备父子“如其仁，如其仁”，但不能因此就许诸葛为醇儒。
注：本文所引陈氏言论，皆转引自刘梦溪《二千年中外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陈寅恪对儒释道三家的“判教”》（2016年9月14日《中华读书报》）和余英时《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二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