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氏家族原是珠江口的“引水人”，也即最早与西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邓世昌的妹妹嫁给了十三行巨商潘氏后人；邓世昌与“韦小宝”原型韦宝珊同在香港中央书院读书；邓家所开“祥发源”报关行或与招商局陈氏家族有关。这些尘封遗事，构成了邓世昌投身海军的家庭与社会背景，迄今未见史学界讨论过。
水上人引水
中山大学程美宝教授曾用一篇开创性的论文《水上人引水——16-19世纪澳门船民的海洋世界》，刷新了对珠江口水上居民（疍民）的认识。该文广征中外文献，指出在16-19 世纪华洋海上贸易的格局中，珠三角船民在其中担当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即“引水人”。“垄断这些引水业务的，无疑是熟悉水性、平日大多以捕鱼为生的水上人，他们在海上的群体组织力量，实不可小觑。”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施“一口通商”制度，形成中外贸易的“广州体制”，洋商在交易季节来到广州十三行地区进行贸易，非交易季节定居澳门。洋船抵达珠江口，即须雇请中国“引水人”带领，穿过复杂的珠江水道，抵达位于黄埔的粤海关挂号口；洋行“大班”及其随员进入省城西关“十三行”地区进行交易。
1930年代珠江航拍图
珠江口的“引水人”，是“一口通商”时代最早见到洋人的中国人。他们原来都是疍民（水上居民），向江海讨生活，在从事捕鱼、取蚝等行业外，少数脑筋灵活者，学到简单的Pidgin葡语、Pidgin英语（16-19世纪在广东沿海通行的中外贸易混合语言），充当洋船的引水人。世居东莞虎门怀德乡的邓世昌祖辈即从事这一行业。
拙文《邓世昌家世新说》（2016年1月21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引用《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指出邓世昌祖父邓景能是珠江口的引水人。《林则徐集•公牍》另一条资料显示，邓景能之父（即邓世昌曾祖父）邓成兆同样从事引水行业；邓成兆在鸦片战争前夕香港发生“林维喜事件”之际，帮林则徐送信给英国领事义律，要求交出英国凶手。林则徐与邓廷桢于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一日（1839年8月29日），在给新安县（今深圳宝安）知县的札文中说：
照得本大臣、本部堂于七月十四日，发给英夷领事义律谕帖一件，交澳门蒋署丞转谕。经该丞遣引水邓成兆送往义律寓所，义律闭门不纳，随即于十五日潜逃出澳，该引水复赶赴舟次，将谕交给义律，伊仍坚拒不收。（《林则徐集•公牍》第133页）
当时属澳门同知、粤海关管辖的引水员，具体负责传递中国官方文书给夷人。义律采取拖延策略，故意不收邓成兆送来的林则徐谕帖，逃离澳门；邓成兆责任所在，奋力驾船追赶，追上以后，义律仍坚拒不收。
邓成兆为邓竟能的父辈，可从十三行后人潘飞声所撰《番禺邓氏祠堂碑记》中得到证实。邓氏家族从东莞始迁祖算起，到移居广州的邓积喜为20世，邓积喜生子5人成璋、成开、成生、成意、成兆，为21世；邓世昌祖父邓竟能22世，父邓端甫23世，到邓世昌为24世。这个世代，与邓敏扬供稿的删减版《邓氏家族谱》（广州市海珠区政协编《气壮山河》第39页）相符。
《番禺邓氏祠堂碑记》
今广州邓世昌纪念馆“邓世昌世系简表”，在20世邓积喜的下面，列出第21世（邓世昌曾祖父）为“成旺”，与潘飞声《番禺邓氏祠堂碑记》中所列的“成璋、成开、成生、成意、成兆”无一相符。潘飞声1896年的碑记，是按照当时邓氏家族主事人提供的世系表撰写，用来刻石立碑。邓世昌纪念馆在1994年修复时，依据邓氏家族后人提供的材料写成“世系简表”，那么，有极大的可能是在此时生造出一个“成旺”，用来代替原有的“成兆”。
邓家后人把邓成兆隐去，似乎是出于不可言说的苦衷。疍民世世代代被视作“贱民”，受到陆上人家的歧视，而引水人几乎都出自疍民。邓世昌后人或许出于这种顾虑，将“成兆”改为“成旺”。这样一改，掩盖了邓氏先祖从事引水人职业的史实，对学术研究来说是一种人为障碍。
邓世昌纪念馆之世系简表
邓家与十三行潘家联姻
邓世昌长年在海军供职，条件所限，与陆上人士的交游比较少，但也不是与世隔绝。从同时代人挽邓世昌联，可约略窥见邓家的姻亲、同学等人物。1896年1月28日，官府在广州光孝寺为邓世昌举行公祭，官员及故交同乡致送挽诗、挽联、挽幛甚多，其中姻亲、同学致送部分，可解读出不少信息（均见收录于《威海文史》第5辑邓世昌《哀荣录》）。
200年来，人们津津乐道的羊城四大家族“潘卢伍叶”，潘氏一直列第一位。1757年，清廷实行“一口通商”制度，外商来华贸易只限在广州进行，广州“十三行”垄断了中外贸易，先后形成两大巨富家族：番禺潘氏和南海伍氏。18世纪主要是潘家领衔，19世纪上半叶则是伍氏担纲。伍氏家族（伍浩官）曾以价值2600万两白银的财富被西方人评为“世界首富”，估计潘氏在全盛时期也不相上下。鸦片战争前后，十三行领袖伍崇曜、潘正炜在清廷与英国人之间传递信息，因未达理想，曾被林则徐革职、褫夺顶戴。
十三行潘氏家族与邓世昌家族关系密切，潘家原来的中文商号“同孚”名称，鸦片战争后被美国商人David Olyphant所袭用，变成美商同孚洋行（英文名为Olyphant @ Co.）。鸦片战争的冲突主要是中英冲突，美国商人服从林则徐的命令，被认为“恭顺”而与英商区别对待；故此，在中英冲突期间，中美贸易仍正常进行，美商受到清廷的保护。种种迹象表明，潘家为了保护自身财产，将资金投入了美商同孚洋行，由David Olyphant负责经营，潘家退居幕后。邓世昌父亲邓端甫，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即充当同孚洋行买办。潘氏家族、美商Olyphant与邓世昌先世，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十三行潘氏深知在清廷统治下，“首富”地位是过眼云烟，长久之计是培养子弟读书应举。总商潘振承的儿子潘有为，1772年中进士，官内阁中书，长期参与编校《四库全书》；潘宝璜、潘宝琳兄弟光绪初年相继中进士入翰林，潘宝珩也考中举人。潘宝琳挽联云：
征尘乍洗，南州廿四番忆共胜游，念我公热血满腔，扪虱纵谈天下事；
将星忽沉，东海八千里传来恶耗，恨中原妖氛遍地，平蛮谁释一人忧。
十三行后人潘宝珩（潘佩如）像
左为潘佩如遗像；右为潘佩如夫人邓氏，即邓世昌胞妹（彭敏明翻拍）
“南州廿四番忆共胜游”，“南州”指的是两家所居住的广州河南龙溪、龙导尾一带；“忆共胜游”，潘宝琳自陈曾与邓世昌作朋辈交游。潘宝琳的弟弟潘宝珩，号佩如，光绪八年举人，曾捐资创办广东公医学堂、仁济留医院，为广州有名的慈善家。潘宝珩的86字长联精心结撰，倾情铺写，透露出更加重要的信息：
死事即奇勋，忆频年旆节故乡纵谈时局，每说见危授命慷慨陈词，居然夸父齐踨，逐日有神，千古邓林留姓字；
哀伤矧婚媾，想万种艨艟海上直捣中坚，几人破釜沉舟从容就义，太息灵均同调，问天谁语，一编遗札当离骚。
两人不仅常在“故乡纵谈时局”，而且具有“婚媾”即姻亲关系。感谢吾友叶嘉良找到《潘佩如哀思录》，从中可见邓世昌侄孙邓衍彬（邓达昌孙子）在潘宝珩去世时致送的挽联，落款是“内侄孙棘人邓衍彬”。所谓“内侄孙”，是指邓衍彬的姑婆、也即邓世昌的妹妹嫁给了潘宝珩。查《河阳世系龙溪潘氏族谱》，潘宝珩“配室邓氏，诰赠一品夫人，生于同治辛酉年八月十四日戌时……”同治辛酉，即1861年；邓世昌出生于1849年。故可断定，潘宝珩原配夫人，即是邓世昌的妹妹。
《潘佩如哀思录》内文
潘家与邓家联姻，其意义非同寻常。邓家出身于为洋船引航的“引水”，鸦片战争后转为买办；潘家原是十三行的“总商”（行商首领），家族中进士入翰林者不少，为广州第一望族。虽然邓世昌从船政学堂毕业后，成为海军军官，然而邓家原属“贱民”疍家后代，从传统观念来看，这两家人门不当户不对。他们联姻的基础，似乎出于共同的十三行经历和密切交往。出身十三行的人们，观念与内地阀阅之家不同。潘宝珩后来以举人身份担任广州电力公司总经理、创办西医学堂，与他们家族的十三行背景也不无关系。
招商局总办陈猷
送挽联的有一位叫做“陈猷”，是被忽视的重要人物。陈猷（1849-1924），字辉庭，广东新会人，香港《华字日报》创始人陈霭庭（陈霭亭）弟弟，毕业于香港某英文书院，1872年入招商局，一直担任商董、商总、董事、会办、总办等高管职务，主持揽载核心业务，与招商局前四十年相始终。学界对晚清招商局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朱其昂、盛宣怀、郑观应、徐润、马建忠等均有或详或略的传记（见《招商局近代人物传》），唯对主持实务的陈辉庭、唐凤墀没有一字着墨，实属遗憾。陈辉庭、唐凤墀长期掌握招商局核心业务，实际也代表着一大批粤籍股东的利益。盛宣怀利用权谋赶走唐廷枢，但仍须重用粤人郑观应、陈辉庭、唐凤墀，不为无因。粤籍高管与粤籍股东在招商局历史上扮演的种种角色，仍是招商局史研究的一项空白。
陈猷（陈辉庭）像
陈辉庭挽邓世昌联曰：
历溟渤二十年，胸罗武库气挽狂澜，当其鼓飙轮催敌舰，谋定于授命成仁，疆场有斯人，足顿长海军之声价；
垂勋功千百载，毋识王陵嗣贤陆抗，即今光史册耀门楣，叨忝在乡闾婚媾，江东无卿比，忍细听蒿里之悲歌。
“叨忝在乡闾婚媾”，意味着既是乡亲，又是姻亲。资料所限，现在还不能确定邓世昌与陈辉庭两家之间，具体是什么人物联姻，但这层姻亲关系是确实存在的。陈辉庭在上海招商总局长期负责揽载业务，而邓家在上海等地开设的祥发源号正是一家揽载行，招商局档案中存在着大量与祥发源业务往来的资料。这两者之间的深层关系，正有待继续挖掘。1878年同孚洋行倒闭后，邓家不再任职洋行买办，而是依托与招商局的特殊关系，开设揽载行，这种改变也是合乎情理的。
邓世昌与“韦小宝”同学
送挽联的人里面，还有一位奇人韦廷俊，他在香港最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韦宝珊，被封英国爵士。金庸写《鹿鼎记》，在给男主角起名字的时候，受到韦宝珊名字与经历的启发。韦小宝一生在清廷、反清团体和外国势力之间投机，从未失手，永远都占到好处，被称“韦爵爷”，这些特点，在韦宝珊身上都有所表现。拙文〈韦小宝真有其人〉（2015年10月26日“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此作了详细论证。
但“韦小宝”跟邓世昌又怎么扯上关系？我们来看看他以韦廷俊名义撰写的挽联：
砚席忝论交，羡君膺节钺拥楼船，何期变起狂澜，慷慨至今思将帅；
酒怀曾话旧，语我靖边垂攘夷狄，试问谁为砥柱，笑谈早已识英雄。
“同砚席”是“同学”的文雅说法。他们两人同学，只能在香港。韦宝珊，广东香山人，1849年生（与邓世昌同龄），有利银行买办韦光之子，早年在家乡读私塾，继入香港中央书院（后改名皇仁书院），1867年到英国留学，1872年回港，入有利银行工作。“酒怀曾话旧”，指毕业后某年在香港，韦宝珊、邓世昌曾把酒话当年。邓世昌的本家、署江西按察使邓蓉镜，在诗注中提到1894年春在香港见过邓世昌（《东莞邓氏诗文集》上册第93页）。邓世昌管驾的军舰，不止一次在香港停留过。
韦小宝“原型”韦宝珊
邓世昌早年求学经历至今未有明确记载。有些著述认为邓世昌12岁左右随父到上海，留在上海读书。从韦宝珊挽联判断，邓世昌曾入读香港中央书院。沈岩《船政学堂》依据档案指出：同治六年(1867年)，从香港英国学堂招收张成、林国祥、叶富、吕翰、黎家本、邓世昌、李田、李和、梁梓芳、卓关略等10名粤童入学，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单独编班上课，称为“外学堂”。（第68页）“香港英国学堂”的笼统说法，来自丁日昌奏折，指的是当时在香港开办、主要以英文授课的几所学校，含中央书院、英华书院在内。这10名“粤童”，实际入学时间或有先后，但都是从香港招考。
邓世昌是从香港考上福建船政学堂，他的同学吕翰的经历也可证明。同在船政学堂后学堂的吕翰，1884年在中法战争中牺牲；吕翰同乡冯大本在他殉国后不久，写成《蓝翎参将衔游击留闽尽先补用都司吕翰行略》，明确指出吕翰“年十五，肄业香港英华书院”。（《铸强月刊》1923年第3卷第6-7期）
邓世昌、陈辉庭、韦宝珊都出生于1849年，也都在香港英文书院读书，毕业后路途各异，邓世昌投身海军，陈辉庭在上海招商局任高管，韦宝珊入银行当买办，在英国政府、清廷、孙中山革命阵营之间纵横穿梭，成为“多面人”。不论具体表现如何，这批接受西式教育的“新人”，对中国近代化都或多或少有所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应继续放宽视野，把19世纪涌现的新型人物群体及其互动网络作总体研究，做成“整体性的社会史”，有助于探明百多年来中国巨变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