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谓季氏:“八佾（yì：古代奏乐舞蹈，每行八人，称为一佾。天子可用八佾，即六十四人：诸侯六佾，四十八人；大夫四佾，三十二人。季氏应该用四佾。）舞于庭，是可忍（忍心、狠心）也，孰不可忍也?”

“礼”代表着一种修身与治国相结合的文化精神，它不仅是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具体体现，还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依据。孔子一直主张以礼治国，即利用礼乐规范君臣和官民的行为，让每个人都各安其位，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三家者以《雍》彻（撤）,子曰：‘相（xiàng，助祭）维辟（bì）公，天子穆穆（庄严肃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春秋时期的鲁国，由“三桓”联合执政，轮流掌管鲁国大权达三百多年。在此期间，三桓之间争权夺利，大肆扩张封地，私自建造城池，将鲁国国君玩弄于股掌之间，僭越行为时有发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而执政者的行为就是天下人的榜样。所谓上行下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怎样对待礼仪制度）？人而不仁，如乐何？”

礼与乐都是制度文明，而仁则是人们内心的道德规范，是人文的基础。所以，乐必须反映人们的仁德。乐是表达人们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在古代，它也是礼的一部分。礼与乐都是外在的表现。这里，孔子指出礼、乐的核心与根本是仁，没有仁德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礼、乐的问题。

林放问礼之本（根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面面俱到）也，宁戚（内心悲伤）。”

“礼”是以真诚的情感为基础的，而不是虚文浮饰的事物。孔子明确说明了礼之根本的问题不在形式而在内心。不能只停留在表面仪式上，真实、真诚、真心才是礼的根本。奢与俭，孔子选择俭。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

夷狄”之族都是一些没有文化的人，不懂得礼仪。一个没有文化的民族，是很难长久生存的，更不值得赞许。诸夏之国因为有着“礼乐”文明的传统，即便是没有国君，也能靠这些典章制度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和发展，这要比只有国君而没有“礼乐”制度的“夷狄”之邦好许多。

季氏旅（祭山）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阻止）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竟）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祭祀泰山在古代是天子和诸侯的专权，这是礼的规定。季孙氏只是鲁国的大夫，竟然也去祭祀泰山，而冉有身为季氏的家臣却不能阻止。孔子对这样“僭礼”的行径，不说季氏如何，也不再谴责冉有该如何，而是唏嘘感叹：难道泰山之神还不如林放懂礼？因为林放作为一个普通人，尚且懂得问礼之根本，而身居上位的季孙氏却不遵循礼，而且还认为神灵会接受他这种无礼的人间欲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