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明末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成都之后，建立起了大西政权，巴蜀大地，特别是川西平原并没有因此而太平起来。一方面，草莽出身的大西皇帝“以马上治天下”，未能安抚生产，并引发新的矛盾而导致战祸绵延不绝；另一方面，此前的川西平原由于战乱，已经是荒榛遍地土荒人稀。结果到了大西政权建立后的第三年(公元1646年)，一向富庶的成都平原也闹起非常严重的饥荒，粮食奇缺，大西军及民间“食人”成了无赖之举。大西军成了饥军，战斗力严重的削弱了，关心武力的大西皇帝优心重重，更有张献忠早年共同起事的结拜兄弟，时任大慈寺主持的王志贤等人苦心相谏，大西皇帝不得不遵从“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决定屯恳扭转危机，为此颁布了一道军民屯恳的诏书， 其中第七道诏书中有:“方今惟耕田是吾人活路，不耕即是死路。工能造耕者，商能致牛粮者，亦属活路。”这句话语，一般省称“活路诏”，后来从事耕种者，皆云做活路去。(转引自任乃强《张献忠》，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现在看， 把做农活、做农事等统称为“做活路”实在是太形象了。土里刨食，靠天吃饭的乡民，只有通过辛勤劳作，才有可能解决温饱，留下活路，保全性命。如果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做出一-条“活路”来，就只有“死路”一条。“做”是过程，“活路”是结果，“做”是播种，“活路”是收获，没有过程就没有结果，没有播种就没有收获。乡民做农活不叫做农活，而是叫“做活路”，多么朴实的语言，却蕴含着深刻感人的生存哲理。